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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天琦  刁璐  霍鹏 《金融评论》2021,13(4):36-57
伴随数字经济高速发展与数字基础设施快速建设,城乡数字接入机会日渐趋向平等,但农村居民的信息素养先天处于弱势地位,城乡居民数字应用能力差异引致的数字应用鸿沟问题日益严峻.本文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数字技能的培育是当下实现城乡包容性增长的关键之匙.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调查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城乡居民数字技能的掌握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掌握数字技能显著地提升了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进而改善城乡收入格局.此外,各项数字技能的掌握对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线上商务技能、工作学习技能和娱乐社交技能对收入提升的作用力度依次递减,娱乐社交技能部分抵消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正效应.就传导机制而言,互联网技术的运用从投融资两端提升了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得性以及居民创业的意愿与创收的概率,同时上述效应在以往难接触到传统金融资源的农村居民更明显.基于此,本文不仅从数字技能的视角为"经济功能性活动的实践需依托于相应可行能力"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而且识别了数字时代下实现城乡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条件.本文的研究对为何培育数字技能以及如何选择技能培育路径具有现实的政策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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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中国银行业和企业的数据,对“双支柱”调控的微观稳定效应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减弱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传导效应,有效抑制银行在宽松货币政策下的过度风险承担;另一方面,在宽松货币政策下,企业有提高负债率的激励,而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抑制企业过度负债的动机;同时,宏观审慎政策能够降低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促进企业优化债务结构,而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强化了这一作用。上述实证结果说明“双支柱”调控政策对银行和企业两个微观层面主体都具有更好的稳定效应。此外,本文的实证分析还发现,“双支柱”调控对银行风险承担和企业负债行为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同时,“双支柱”调控的政策效果在不同性质的银行和企业中也有所不同,这意味着在制定“双支柱”调控政策时需考虑经济周期以及银行和企业异质性,以进一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本文的相关研究结论丰富了“双支柱”调控在微观层面的传导效应等方面的文献,并为中国实施“双支柱”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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