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贷是馅饼还是陷阱

中国民间借贷火爆,利率足窜升至令人咂舌的高位,“三分利”成了新的基准利率。一时间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各种咨询和财务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成为投资的热门。表面看,债权人是借贷交易的受益者,但他们面临巨大的违约风险,吴英案绝不是最后一个。一些债权人暴力催贷,甚至债务人的反报复,更是危及当事人的人身安全。追本溯源,民间金融的火爆恰恰缘于政府对金融业的管制,民间融资渠道严重受限,中小企业不得不寻求地下交易。同理,利率的高企也缘于政府过山车式的政策调整,实业投资存刚性却无法对政策做出预期,二者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融资与信贷的错配,因此高利贷对经济的影响弊大于利。畸形的民间融资市场能否改观？我们不得而知,但对于投资者而言,参与民间借贷市场须谨慎,高风险是高利贷的固有属性,并不适合所有人。     

刍议苏北地区某工程深基坑支护的施工特点及作用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近年来我国的各类建筑与市政工程得到飞速发展，多层建筑及高层建筑的地下室、地下车库、地铁车站等工程施工，都会面临深基坑工程。本文结合工程实例对基坑工程作出简要分析。     

垂直铺膜在中运河堤防防渗处理工程中的应用

垂直铺膜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的堤（坝）垂直防渗技术,在中低堤（坝）地基防渗中被广泛采用,是一项很有前途的堤（坝）基的防渗技术。本文针对中运河工程中垂直铺膜对防渗处理应用的案例分析。     

在两种不同理论框架下探讨通胀率路径的形成

本文主要对货币政策Taylor Rule中直接影响利率的因素之一通胀率提出两套不同的分析体系:经济变量目标值导向型新凯恩斯货币政策(TVEV)和社会总福利损失导向型“博弈论”货币政策(SWL)。其意义在于它为一国政府如何设定本国的货币政策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思路:前一种适用于政府在短期内需要调整当期价格、产出和工资水平到设立的目标值的情况;后一种则适用于在不确定情况下,怎样制定政府的货币政策能够最小化社会总福利的损失。     

转融通机制：突破融资融券“瓶颈”的法门

许多人将2010年看作真正意义上的“证券市场元年”,因为这一年,三大创新机制相继推出,理论上大大拉近了中国证券市场与成熟资本市场之间的距离。继创业板推出之后,酝酿多年的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终于走出“纸面”,站上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大舞台。然而,高调亮相之后却是与期望相去甚远的低迷走势：融资融券试点自2010年3月31日正式启动到8月20日,     

在两种不同理论框架下探讨通胀率路径的形成

本文主要对货币政策Taylor Rule中直接影响利率的因素之一通胀率提出两套不同的分析体系：经济变量目标值导向型新凯恩斯货币政策（TVEV）和社会总福利损失导向型“博弈论”货币政策（SWL）。其意义在于它为一国政府如何设定本国的货币政策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思路：前一种适用于政府在短期内需要调整当期价格、产出和工资水平到设立的目标值的情况；后一种则适用于在不确定情况下，怎样制定政府的货币政策能够最小化社会总福利的损失。     

企业财务合并会计报表探讨

一、当前我国企业财务合并会计报表存在的局限性(一)子公司盈余公积的抵消及冲回。在合并会计报表的抵消分录中,母公司对子公司权益性资本投资与子公司股东权益相抵以后还必须将已抵消的子公司盈余公积金予以冲回。这种做法符合我国法律规定,按我国公司法,盈余公积是按单个企业的净利润计提的。因此,合并报表应反映母公司的提取数和子公司提取数     

创新要求下做好办公室工作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十三五"规划作出了全面部署,同时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办公室作为国有企业的重要职能部门,工作任务重、岗位要求高,要适应现代商务新形势和新要求,只有转变理念,创新工作方式,才能更好的发挥办公室的枢纽作用.     

不同货币政策工具作用下国债收益率曲线对通货膨胀预测能力分析

本文采用2002年1月至2010年2月我国通货膨胀率月度数据,实证检验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作用下,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是否有助于预测通货膨胀率。实证结果表明:当资本市场属性占主导地位时,国债收益率曲线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作用下,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测能力较强;当货币市场属性占主导地位时,国债收益率曲线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作用下,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测能力较强。本文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是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具有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双重属性,并且其资本市场属性呈时强时弱的变化态势,导致该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市场属性也不稳定,进而出现预测能力随货币政策工具与市场属性匹配程度而改变的情况。     

如何化解“大小非”解禁对中国股市的负面影响

本文通过对"大小非"①历史渊源的整理以及对2008年以来已解禁非流通股的分析,发现"大小非"解禁后短期内并没有发生大股东抛售股份的情况,股市的低落更多是来自于投资者信心的不足,进而提出了一系列针对"大小非"解禁安排的政策建议,包括大股东交易前申报转让制、"特别税"的征收以及大宗交易平台的建立完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