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服务外包风险监管的国际比较及借鉴

银行服务外包的兴起,改变了商业银行原有的业务运作模式,其在节省银行运营成本、提升银行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的风险。为此,各国监管当局都十分关注银行服务外包的风险监管。本文对国际上几个主要国家及地区银行服务外包风险监管安排作了详细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就我国监管法规的不足提出若干完善建议,以期为我国今后进行统一的银行服务外包立法规划提供参考。     

"谨慎投资者规则"与我国基金管理人注意义务的法律完善

美国信托法中的“谨慎投资音规则”是在历经法定投资表和谨慎人规则两个阶段的演进中吸收了现代投资组合理论而形成的。“谨慎投资者规则”作为受托人的一项法定投资原则，不仅比较契舍当今证券投资的实际需要，而且也很好地防范了基金管理人对投资权力的滥用，目前已成为越采越多国家规范基金管理人注意义务的主要依据。我们很有必要对之加以吸收和借鉴，以使我国基金管理人注意义务的内容更为精细化。     

美国基金法上的民事诉讼机制研究及启示

保护基金持有人权益乃现代基金法制之灵魂。面对基金管理入侵害基金利益的种种不当行为，民事诉讼无疑将成为基金持有人维权首选的法律武器。作为全球基金业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正是通过构建一套完整可行的民事诉讼机制以实现对受害基金持有人的救济。这种救济包括《投资公司法》上的明示诉讼、判例法的默示诉讼及SEC的诉讼援助。为完善我国基金法以更好地追究基金管理人的违法责任，今后我国修订基金立法应有必要对之加以借鉴。     

美国对外资并购法律审查的特色及启示

美国对外资并购的法律审查在不断变化和调整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反垄断和国家安全审查为两大支柱的严密完整的规制体系。这两大支柱在运作上既相互独立、各司其责,又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有效地发挥了对"不良外资"的甄别作用,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美国国内产业的竞争秩序与国家安全。     

论融资租赁功能的开发与利用

融资租赁不仅具有公众熟悉的融资与融物的功能,而且还具有促销与服务的潜在功能。我国融资租赁业在过去20多年的实践中过于倚重其融资与融物功能而忽视对其促销与服务功能的开发,从而造成我国融资租赁业普遍经营困难。要使我国融资租赁业摆脱困境,重获生机,政府和企业应通力合作,挖掘和利用其潜在的促销与服务功能。     

宏微观审慎监管理念的有机挈入——评《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

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吸收了宏观审慎监管理念,风险匹配原则审慎监管要求的宣示加强了微观层面的风险控制,进而可以有效防止微观风险放大为宏观风险。防止理财产品过度杠杆化,且极力防止其成为高息揽储的工具则更直接地体现了宏观审慎的监管理念。     

危机后影子银行的国际监管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影子银行天生具有的表外性、高杠杆性和证券化运行机理,一旦疏于监管就极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和法律风险。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和美英欧等各大经济体纷纷出台强化影子银行监管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我国应结合自身情况,探索和构建适合我国金融业发展实际的影子银行监管制度。     

金融机构破产对现行《企业破产法》适用的挑战及因应

金融市场的发展与金融科技的创新加速了金融机构的更新迭代,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使得金融机构有序破产成为必然。然而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对金融机构破产的规定过于原则性,缺乏对其破产特殊性的考量,具体表现包括:在立法体系上缺乏协调性且对低位阶法律统领性较弱,在程序规制上缺乏可操作性,在主导机关上行政部门与司法部门存在权力冲突。建议我国在修订《企业破产法》时增设“金融机构破产”专章,针对金融机构及其破产的特质,完善金融机构破产的程序规制设计,优化行政与司法部门的权力划分和程序衔接机制,为我国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提供完善的法律依据,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境外影子银行监管制度的新进展及其启示

目前,境外主要经济体如美英欧和以FSB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组织出台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都把加强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作为其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金融全球化条件下防控金融系统性风险积聚和监管套利的需要和必然反映。借鉴境外加强影子银行监管的最新制度安排和变革经验,我国应在结合影子银行体系自身运营特征的基础上,从影子银行的区分、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微观审慎监管安排的细化与相关监管法律法规的立法完善等方面,加强我国影子银行的监管,使之与传统银行共生互补,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实体经济。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法经济学思想探析

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并非是波斯纳等西方法经济学者的专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多部著作中早就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法经济学思想。与西方法经济学相比,马恩法经济学思想虽也关注法律效率,但它却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内核,运用整体主义方法论来探讨人类社会法律制度的整体变迁,较为宏观抽象。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开创了法经济分析的唯物主义先河,而且还为西方法经济学学科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他们两人堪称法经济学的伟大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