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金融“脱钩”和“再挂钩”的逻辑与应对——一个反制裁的视角

中美金融脱钩进程并未因美国对华贸易谈话“再挂钩”之表述而逆转。“脱钩”具有多重解释维度,然金融脱钩本质为中美主动打破两国基于美元体系业已形成的“出口一融资”相互依赖关系。美国利用美元体系加深他国对美元体系的脆弱性联结,又凭借自己对美元体系的较低脆弱性推进与他国脱钩。世界金融网络中心地位赋予美国“武器化”相互依赖关系的能力,实现对他国的有效监控、胁迫与制裁。美国通过出口管制影响中企生产与融资,挑起汇率争,威胁断连金融基础设施,在边境后措施上谋求得利。同时,美国一方面设置投资禁令,打破美元流失而又要为履行国际货币债务人义务不得不过分量化宽松的循环,另一方面颁布明显针对中国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基本切断中概股在美融资渠道。美国对华金融脱钩措施不具有充分的法律基础,应对美国可能的单方面金融脱钩是持久战,短期内仍应着眼美元体系内非对称性相互依赖,长期则应形成美元体系外自我循环体系。     

论我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的正当程序及其优化进路

《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外资国安审查制度日臻成熟，但其制度内容较多停留于操作流程，程序正义尚未能完全体现。外资国安审查属于行政许可，完善权责配置、公开决策程序、敞开沟通途径是我国外资国安审查制度仍需完善的方向。为更好平衡国家安全和投资自由，应通过优化正当程序建构外资国安审查“经纬网”。在程序性规则上形成类案检索、行政公开、听证等程序，运用“利益均衡测试”衡量现有程序正当程度并加以改进；在实质性规则上确立非歧视自由裁量基准、引入监督问责制、加强与外国投资者交涉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