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以社会共治为基础的社会性监管体系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做到"双轮驱动":一方面应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事务的干预,明确"法无     

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角度来探讨全球治理体系的问题,这是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所有公共管理领域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30年前,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夏书章先生以他作为新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奠基人和领军者所独有的敏锐和远见,率先发出了"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的呐喊,敲开了中国行政管理领域拨乱反正、蓬勃发展的大门,推动了行政学和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的发展,体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崇高的学术精神和社会责任,为我们后代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树立了一座丰碑。今天,国际风云变幻,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时期。展望未来公共管理30年,我们仍然需要学习夏老这种精神,发扬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发展新兴产业的动机与策略研究

本文建立了政策执行的双重激励模型,探索政治激励、经济激励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方式的相互关系。通过考察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在地方层面的执行情况,笔者发现,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产业政策的实质动机是经济激励。由于新兴产业的市场回报无法现时兑现,且其发展前景与本地的资源禀赋情况密切相关,因此对地方政府的经济激励呈现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差异性。地方政府故而在平衡经济发展和政治晋升的情况下作出实动、暗动、伪动、缓动等不同选择。本文进一步提出了新兴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启示。     

“执行软约束”是如何产生的?——揭开中国核电谜局背后的政策博弈

21世纪初,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来统一国内的核电技术路线,取得核电产业的跨越式发展。结果,技术路线不但未能够统一,反而更加五花八门。造成谜局的主要原因是政策制定中的政策联盟以及政策执行的软约束;权威的失范而非破碎、利益的共谋而非分化,是政策执行软约束的根源。文章建议公共政策的决策应开放化和多元化而政策执行则应制度化。     

亚洲家园——印度洋海啸与危机管理

危机管理有赖于公共治理结构的优化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中国制造业知识特性、规模、经济效益比较分析

本文建立了知识要素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模型，并根据模型建立起评价制造业知识特性的指标体系，进而分析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中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特征，建立起知识与产业规模，知识与产业经济效益的分类准则，并以此标准对29个制造业进行了分类，揭示了产业知识水平对产业发展的重大影响。     

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演进与趋势

随着数字全球化转型的推进,如何治理跨境数据流动成为最具争议的全球治理议题之一。跨境数据流动的自然、经济和法律属性增大了全球治理的难度,全球跨境数据流动呈现治理机制网络化、治理目标多元化、治理选择兼容性低等特征,这对全球治理合作体系的有效性及传统治理政策的适用性形成了挑战,治理目标难以平衡、治理能力难以跟进、治理合作难以达成。未来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趋于区域层面的治理合作,推动区域规则的兼容性和国家政策的互操作性将成为必由之路。中国应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政府与企业同向发力,规范和促进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提高参与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能力。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政府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传统国际政治理论在分析不同国家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行为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作者力图借鉴公共政策过程理论的分析框架来分析国际规则形成的过程,以《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简称《公约》)作为分析对象,在运用政策过程分析框架解构该公约形成和实施的过程中,重点解释了《公约》形成过程中的两个问题:其一,文化产品与服务的贸易问题没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解决,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平台上发展为国际公约。其二,"文化多样性"理念在21世纪初得到各国政府的积极支持,《公约》自2007年开放缔约以来,各国政府的缔约和履约情况却不理想。研究发现,政府的高参与意愿以及在国际组织的运作能力促使文化多样性议题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议程设置平台;部分政府本土政策环境不佳导致《公约》内容制定趋于抽象;本土官僚机构统筹协作能力欠缺则影响了《公约》的实施效果。这启示中国政府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时,既要认识到参与意愿在议程设置阶段的重要性,也要致力于提高政府能力从而使规则内容制定和实施真正对国家有益。     

研发全球化与本土知识交流:对北京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对北京主要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定量分析结合定性分析的方法,对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的动因进行鉴别,总结归纳了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不同战略类型。同时,本文考察研发战略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和中国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中国企业等知识主体的知识交流活动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不同知识交流形式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跨国公司与中国知识主体的知识交流明显受制于其在华研发战略,并与其人员本地化程度、生产营销网络的本地嵌入性,以及在华知识交流渠道的多样性显著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