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指数研究概述

快乐的衡量与测度是快乐研究中的难点,也是造成快乐理论难以被系统接受和推广的主要障碍.最近20年,随着脑科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发展,快乐指数研究获得重要进展.Kahneman与Tversky等人用实证的方式证明了"快乐和痛苦的体验效用的可被测度性"和当期体验效用的客观性(Objectivity),从而使快乐指数研究走上一个新时代.与此同时,经济学、社会学中的快乐测度理论与主观幸福感研究也取得了积极进展.本文通过展示不同学科中快乐指数研究状况,使我们对国内外的快乐指数研究及学科交叉发展有一个基本了解,并对我们的快乐理论研究与生活实践以科学的指导和说明.     

国民快乐指数调查量表设计的理论机理、结构与测量学特性分析

文章在汲取国内外快乐指数、快乐感、主观幸福感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基于主客观统一性与“主体-环境”整体联系性的快乐指数调查表，并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的相关附加量表进行辅助解释。从对1189份有效问卷的分析中得到验证，本快乐指数调查表具有优良的效度，有进一步推广应用于国民快乐（幸福）指数核算的实际价值。     

收入增长与幸福指数演化——基于浙江的实证分析

该文利用实证调研数据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苦乐感受进行分析，发现收入与目前快乐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特别是在健康、亲情与工作状况一定的条件下，收入、资产与目前快乐感、5年后快乐预期之间的偏相关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目前浙江省居民的快乐程度表现出随着经济状况（收入与资产）的增加而增加的趋势，但当平均收入高于一定水平以后，随着收入的增加，快乐水平出现衰减现象，从而初现了“幸福-收入”悖论的中国模式。     

基于需要层次理论的企业“苦乐感管理”模型构建

人的需要驱动着人类的行为,不同的行为表现往往反映着不同需要的层次性,而需要的这一层次性从根本上受快乐需要的引导。在由低需要层次向高需要层次递升的过程中往往贯穿着不同的苦乐观,其中反映出的是人趋乐避苦的本性。因此,企业需要对员工的苦乐感进行管理,以达到企业效益与员工幸福的双赢。本文分析了需要理论的层次性与贯穿其中的苦乐观,进而构建了企业对员工的"苦乐感管理"模型,以便实现企业管理中的员工幸福效用最大化。     

经济持续繁荣的文化诠释

文章阐述了文化所具有的基本属性、诱导文化变革的原因,以及财富观、权利观、传统与权威观、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知识技术与教育观等对人类社会经济繁荣有重大影响的若干种文化类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起飞或开始出现初步繁荣的发展中国家其下一阶段的战略重点应该是吏治的改革,以吏治的改革引导文化的革新,以文化的革新强化经济的持续繁荣的观点。     

市场经济与浙江的和谐乡村社会模式

市场经济与“三农”问题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密切联系？浙江“三农”发展为此提供了最好的答案，浙江农民紧跟市场发展经济，已经有一半农民离开土地，一半土地离开了单纯粮食生产，使得浙江农民的就业观，生产观，环境观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结果是，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就业之路越走越宽，教育倍受重视，生态环境日益变好，浙江农村已经形成了一种和谐乡村社会模式，2001年10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在国内率先以地方法规形式颁布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使农民生活得到基本的制度保障。     

联合基数确定法: 一个激励相容的财务学范本

委托代理制是企业机制设计理论的重要内容，科学界定委托人代理人之间的权利关系，合理分享剩余权，是形成激励相容机制的重要环节，本文介绍的利润基数联合确定法是杭州商学院院长胡祖光教授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成果，它为解决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激励代理人的自动努力，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财务解决方法，同时，该方案宽泛的约束条件（见两则案例），为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了具有弹性的激励方案。     

两个农民是如何界定产权的

改革开放已然30年了，农村发生了许多的变化。这些变化中最大的可能莫过于一个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权制度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情况下，把土地的使用权界定（承包）给了农户。土地使用权界定给了农民是一件大事，但界定清楚了，不一定就没有纠纷了。因为，农村中相邻部位的公共产权——我称之为“邻产权”太多。大量的农村争吵都与这种“邻产权”事件有关，而农民界定产权的办法也有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