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指数研究概述

快乐的衡量与测度是快乐研究中的难点,也是造成快乐理论难以被系统接受和推广的主要障碍.最近20年,随着脑科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发展,快乐指数研究获得重要进展.Kahneman与Tversky等人用实证的方式证明了"快乐和痛苦的体验效用的可被测度性"和当期体验效用的客观性(Objectivity),从而使快乐指数研究走上一个新时代.与此同时,经济学、社会学中的快乐测度理论与主观幸福感研究也取得了积极进展.本文通过展示不同学科中快乐指数研究状况,使我们对国内外的快乐指数研究及学科交叉发展有一个基本了解,并对我们的快乐理论研究与生活实践以科学的指导和说明.     

国民快乐指数调查量表设计的理论机理、结构与测量学特性分析

文章在汲取国内外快乐指数、快乐感、主观幸福感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基于主客观统一性与“主体-环境”整体联系性的快乐指数调查表，并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的相关附加量表进行辅助解释。从对1189份有效问卷的分析中得到验证，本快乐指数调查表具有优良的效度，有进一步推广应用于国民快乐（幸福）指数核算的实际价值。     

收入增长与幸福指数演化——基于浙江的实证分析

该文利用实证调研数据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苦乐感受进行分析，发现收入与目前快乐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特别是在健康、亲情与工作状况一定的条件下，收入、资产与目前快乐感、5年后快乐预期之间的偏相关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目前浙江省居民的快乐程度表现出随着经济状况（收入与资产）的增加而增加的趋势，但当平均收入高于一定水平以后，随着收入的增加，快乐水平出现衰减现象，从而初现了“幸福-收入”悖论的中国模式。     

中外快乐与效用研究典型模型述评

快乐或效用的测量曾经一度是经济学中论争的焦点,也是造成国民幸福快乐理论难以被系统接受和推广的主要障碍。最近20年来,随着脑科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发展,经济学中的快乐测量研究也获得快速的进展。在对目前经济学中推行的几种快乐测量研究模型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对其优缺点进行述评,并对今后快乐与效用研究进行了展望。     

经济增长、生态足迹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基于浙江省的实证研究

经济增长与生态足迹之间的演化关系是分析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本文应用生态足迹模型测算了浙江省1990—2006年的生态足迹并应用Ulanowicz的生态经济发展能力公式进行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得到三个主要结论:①浙江省1990—2006年人均生态足迹需求不断增加,生态赤字逐年扩大。②万元GDP的生态足迹逐年下降,生态经济发展能力逐步有所增强。③代表生态经济系统稳定性的多样性指数不断下降,浙江模式潜伏着重大的不可持续性信息。本文认为,目前浙江等东部地区经济下滑的情况比较显著,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明显挑战。资源、环境、生态问题成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约束,而生态问题背后又是企业组织规模、产业结构、发展模式等原因。宏观调控表面看是经济问题,实质是资源环境约束的结果。这些问题相互联系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它们的认识与解决程度可能从根本上影响着区域乃至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两个农民是如何界定产权的

改革开放已然30年了，农村发生了许多的变化。这些变化中最大的可能莫过于一个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权制度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情况下，把土地的使用权界定（承包）给了农户。土地使用权界定给了农民是一件大事，但界定清楚了，不一定就没有纠纷了。因为，农村中相邻部位的公共产权——我称之为“邻产权”太多。大量的农村争吵都与这种“邻产权”事件有关，而农民界定产权的办法也有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     

联合基数确定法: 一个激励相容的财务学范本

委托代理制是企业机制设计理论的重要内容，科学界定委托人代理人之间的权利关系，合理分享剩余权，是形成激励相容机制的重要环节，本文介绍的利润基数联合确定法是杭州商学院院长胡祖光教授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成果，它为解决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激励代理人的自动努力，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财务解决方法，同时，该方案宽泛的约束条件（见两则案例），为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了具有弹性的激励方案。     

经济持续繁荣的文化诠释

文章阐述了文化所具有的基本属性、诱导文化变革的原因,以及财富观、权利观、传统与权威观、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知识技术与教育观等对人类社会经济繁荣有重大影响的若干种文化类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起飞或开始出现初步繁荣的发展中国家其下一阶段的战略重点应该是吏治的改革,以吏治的改革引导文化的革新,以文化的革新强化经济的持续繁荣的观点。     

市场经济与浙江的和谐乡村社会模式

市场经济与“三农”问题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密切联系？浙江“三农”发展为此提供了最好的答案，浙江农民紧跟市场发展经济，已经有一半农民离开土地，一半土地离开了单纯粮食生产，使得浙江农民的就业观，生产观，环境观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结果是，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就业之路越走越宽，教育倍受重视，生态环境日益变好，浙江农村已经形成了一种和谐乡村社会模式，2001年10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在国内率先以地方法规形式颁布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使农民生活得到基本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