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经验与启示

近年来,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金融产品和金融供给创新层出不穷,在鼓励金融科技创新和防控新型金融风险之间寻求平衡成为世界各主要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面临的重要问题。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于2016年12月正式批准设立“监管沙盒”机制,其设置“监管沙盒”的目标是将澳大利亚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金融科技中心和全球金融科技创新与投资的顶级市场之一。澳大利亚“监管沙盒”机制运作至今根据金融科技企业的多样化需求不断进行调整,提高监管政策的适应能力,进而为澳大利亚金融科技生态系统的健全完善提供助力。我国应在充分借鉴澳大利亚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基础上,从顶层设计视角制定“监管沙盒”发展长期规划,从组织机构设置、参与人员管理、准入退出机制、评估标准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建立健全“监管沙盒”框架体系,打造“中国版监管沙盒”,以提高我国金融科技的国际竞争力。     

韩国“监管沙盒”机制:政策框架、政府职能与启示

随着互联网金融与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韩国政府将金融科技产业发展作为经济增长战略的重要部分。韩国“监管沙盒”形成了由流程设计、组织架构、准入标准、评估机制、消费者权益保护和退出机制等组成的一套完整的运作模式和制度体系,韩国政府也不断完善相关配套政策给予支持。我国可在充分借鉴韩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制定“监管沙盒”发展长期规划,明确准入制度,评估反馈机制、退出机制与风险补偿制度,培育“监管沙盒”协同发展生态圈,提升我国金融科技的国际竞争力。     

公共卫生危机对就业和工资的总量与结构影响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公共卫生危机对产出、就业及工资等带来复杂的总量和结构冲击.本文通过劳动力矩阵和投入产出表构建多部门就业数据库,基于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模型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就业市场的冲击以及政府干预的政策效果.结果 显示,在疫情冲击情形下,GDP增速和就业水平分别下降4.60个和6.52个百分点.疫情对就业和工资的冲击是全面性的,第一产业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受到的冲击较大且结构性突出.定向财政支持、税费调整和货币政策支持等扩张性政策具有稳增长、稳就业和稳工资功能,带动产出和就业水平分别恢复1.49个和2.37个百分点,但各产业和各劳动类型对政策的反应具有差异性.政府需要统筹总需求与总供给、总量与结构以及内需与外需等的关系,更多采用“直达性”政策支持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劳动者.     

广义信贷与货币政策传导——兼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

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将广义信贷作为重要的审慎监管指标。广义信贷更加客观地反映了中国金融体系的变化,丰富和拓宽了货币政策传导,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和金融稳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基于融资结构和融资溢价的理论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广义信贷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验证了广义信贷渠道传导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我国货币政策广义信贷渠道传导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     

印度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制度借鉴与我国现实选择

近年来,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世界各主要国家已将金融科技视为提升金融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印度金融科技产业的兴起得益于印度政府的多项改革举措和政策支持,包括"数字印度"战略和"废钞运动"等。但是,由于金融科技的跨界化、去中介、分布式等特征,原有的金融监管体系滞后于金融科技发展,监管能力无法匹配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为了在鼓励金融科技创新和防控新型金融风险之间寻求平衡,印度储备银行、证券交易委员会、保险监管和发展局相继推出了面向各行业的"监管沙盒"机制,致力于实现金融科技创新、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健全金融监管等目标。印度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机制对于我国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监管沙盒"制度完善和金融科技监管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