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与农村减贫——来自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4年的数据,本文从贫困率、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三个角度测度了农村贫困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贫困发生与否、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从农户和社区两个层面实证分析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具有正向影响,尤其是农村自来水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结论在考虑多种情形的回归分析中均保持稳健。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农村如何进一步实施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贸易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包含政治捐资、竞选支持与权力委派的内生保护模型

本文通过在保护待售模型中纳入执政者谋求竞选支持和进行权力委派的因素,考察了执政者、行政机构同各类选民之间互动,最终决定贸易政策的机制与过程。政治上有组织的行业所获得的贸易保护水平同其所包含的选民数量占全体选民的比重无关;政治上无组织的行业所获得的保护水平同其选民比重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执政者赋予全体国民福利的权重、政治捐资对不知情选民的影响作用以及政治上有组织行业的人口比重。政治上有组织行业的保护水平同选票价格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执政者赋予全体国民福利的权重;政治上无组织的行业所获得的保护水平总是同选票价格正相关。当行政机构具有自利本性时,其制定的贸易保护水平高于执政者直接制定的水平。综合来看,政治上有组织的行业将更容易获得贸易保护,其所获得的保护水平也更高。     

趋同还是趋异:执政党派别与美国社会经济形势

本文通过考察执政党派别对美国社会经济形势是否产生显著的影响,来检验美国两大政党的政策取向及其实施效果究竟是"趋同"还是"趋异".我们选取了反映美国社会经济形势的六组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在控制了执政党在选举中获胜优势的基础上,检验代表执政党派别的虚拟变量是否具有统计显著性.经验检验结果表明,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美国的执政党派别在国家生活中并未产生显著影响,两党的政策取向及其实施效果呈现出趋同的态势:在不同政党执政时期,只有名义利率和公司税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而其他所有社会经济指标均未呈现出显著差别.     

不对称市场、技术获取与FDI的区位选择

在Bjorvatn和Eckel(2006)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引入技术获取因素,通过建立一个垄断市场模型,在不同政策背景下,比较了技术获取和市场大小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无论是否存在政策竞争,FDI均能提高东道国的收益。与Bjorvatn和Eckel(2006)的研究相比,仅当两国市场容量差距较大时,政策竞争将导致较大市场容量的国家对FDI更具有吸引力。同时,从两国整体来看,政策竞争改善了FDI所引致的两国整体福利,从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一种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产品垂直差异、产品内分工与南北贸易

存在产品垂直差异和产品内分工的贸易模型可以更为深刻地考察南北贸易的模式及影响因素。其中,生产技术仍然是决定生产分工格局的重要决定因素,当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如果南方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其将扩大生产范围,在保持生产原有质量产品的情况下,向更高质量产品的生产领域进军。而北方发生技术进步时,其生产范围将缩小,抛弃低质量产品的生产,专攻高质量产品的生产。当两国分别在不同的生产阶段发生技术进步时,基本变化趋势是使本国发生技术进步的生产阶段趋向高质量产品的生产。     

价格领导竞争下的最大收入关税与最佳福利关税

通过比较国内厂商相对国外厂商的两种不同进入本国市场的顺序,发现最大收入关税和最佳福利关税的相对大小主要取决产品间的关系与国内外厂商间的边际成本差异,最大收入关税并不总是大于最佳福利关税。本国厂商的边际成本越低,最佳福利关税越有可能大于最大收入关税。在厂商相对成本不变的前提下,产品的替代程度越高,最佳福利关税也越有可能大于最大收入关税。     

外汇经济风险及防范对策

一般来说,外汇风险是指由于汇率的不确定而产生的对经济实体和个人的资产、负债所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以及将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通常外汇风险分为三类:交易风险(transaction exposure)、会计风险(translation exposure)和经济风险(economic exposure)。通常     

倾销指控与出口企业营销战略

中国出口产品频繁遭遇倾销指控长期以来受到理论界的关注，大量的研究成果从不同侧面对如何应对国外倾销指控进行了探讨。频繁遭遇倾销指控与中国出口企业的营销战略存在重要联系。出口企业在产品定位、营销定价、市场选择和渠道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导致中国出口产品过于依赖低价竞争，易于引发倾销指控。为避免反倾销对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出口企业应主动调整营销战略。     

反倾销政策与研发竞争

借助异质产品的Bertrand双寡头模型,本文分析了一国反倾销政策对该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研发、产品价格及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与自由贸易相比,当产品的差异度较小时,受反倾销政策保护的企业会策略性地利用反倾销政策而退出国外市场,减少研发投入,进而提高产品价格,而遭受反倾销政策约束的外国企业由于其研发投入的边际收入增加,因而会增加研发投入,降低产品价格。此外,反倾销政策的存在还有可能促进各国社会福利的提升。     

垂直产品差异、外国企业纵向控制与研发政策

在Spencer和Brander(1983)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引入产品纵向控制因素,考虑生产高质量产品的非一体化企业与另一国生产低质量产品的一体化企业进行市场竞争时,政府的最优研发政策。在企业进行Cournot竞争的情形下,若产品质量差异较大(小),非一体化企业所在国政府的最优研发政策为征税(补贴),而在企业进行Bertrand竞争的情形下,非一体化企业所在国政府的最优研发策略则是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