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功能的再认识：知识转移、学习和其局限性

本文专注于外包的知识转移和学习功能。为此建立了外包中跨国发包公司和发展中国家承包公司的收益函数的模型。在我们的模型中，外包的主体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企业关系。基于技术落差，发包企业传输给承包企业的信息，要远大于承包企业传输给发包企业的信息，但是这种知识外溢也得到了承包企业的其他利益甚至知识诀窍的补偿，因此外包是利益对等的补偿过程。同时，由于发包企业与承包企业之间的研发能力不均等，需要进行互补性学习的内容也不同，因此决定了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双方是合作博弈的伙伴，需要使用合作博弈模型。作为验证，我们引用了台湾中小计算机企业的成功案例。本文据此提出，政府的政策引导以及企业内部的价值链升级，是未来我国外包企业产业升级的关键问题。     

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系统性分析

本文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法研究后发现,从行业层面看,管制松的行业技术效率比管制紧、进入壁垒高的服务行业高,技术效率由东部向中西部呈递减,各地区存在行业分布的结构性差异;2004-2009年的服务业技术效率先小幅上升后下降,而且有些行业具有抗外界经济波动冲击的特性。从上市公司层面看,进入壁垒越高,行业技术效率越高,民营企业技术效率低于国有或集体所有制企业。通过对比发现,这很有可能是管制引起的,高进入壁垒给在位垄断企业带来了好处,但导致了行业内部的发展不平衡。     

进入管制与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基于行业面板的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了我国服务业管制政策对行业生产率的影响。运用一个基于服务产品的垄断-竞争模型,本文分析了管制对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管制强化了垄断,不利于高效率企业的进入和在位企业的创新。经过对2003—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发现,当放松管制体现为国有以及集体企业垄断力量的下降时,它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正面关系;当放松管制体现为私营以及外资企业实际进入和市场自由化时,它与生产率增长存在负面或不相关的关系。以上结果可能是我国服务业垄断性过强、市场化程度不够的表现。     

异质性企业的国际代工战略选择——基于苏州地区企业的实证分析

中国企业热衷于国际代工的现象的原因一直是一个谜。基于苏州地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企业样本,本文验证了企业从事国际代工的概率与其竞争力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本文从新新贸易理论的"异质性"视角来阐述企业的竞争力,即将异质性拓展为企业生产率、创新性、品牌影响力、企业家社会网络等多个异质特征,并研究了它们对企业国际代工战略的影响。总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影响企业国际代工战略的主要因素不是企业的异质性,而是企业家的社会网络(海外工作和学习背景)这个独特的变量。在控制了企业类型、产品类型、企业规模、所有制、竞争力的情况下,影响企业国际代工战略的主要因素是各自的异质性。例如,制造业企业生产率越高,代工可能性越低;服务业企业规模越大,接包可能性越低;品牌影响力越大的企业,代工可能性越低;竞争力强的企业生产率越高,代工可能性越低;竞争力弱的企业生产率越高,代工可能性越高。     

竞争合作:长三角与珠三角共赢

珠三角与长三角之间的动态比较优势正在发生迅速变化。由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援性产业、地方政府政策和战略的不同,导致了区域竞争优势的动态变化。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怕地区垄断和封锁,而不怕竞争或竞赛。地区之间激烈的以争夺经济地位为特征的竞赛或竞争,是中国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经验证明,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的区域竞争关系,绝对不可能是所谓的“零和博弈”,而必然是“双赢博弈”,由此带动整个中国经济的起飞。     

服务业发展能烫平宏观经济波动吗?——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

为了研究服务业在烫平宏观经济波动中的作用,我们建立了以人力资本为投入要素的服务业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运用我国1978-2009年的年度数据,验证了服务业所具有的稳定器功能,即就业的强稳定性和产出的弱稳定性。随着宏观经济的稳定趋强,服务业自身的稳定性具有动态的自我强化性。在结构上,随着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当宏观经济稳定性弱时,服务业的发展加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而在宏观经济稳定性强时,则它增强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分析还表明,服务业稳定总就业的幅度比制造业要小。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国情所致,即制造业在现阶段依旧是我国维持就业稳定的主要力量。     

逆向研发外包与中国企业成长——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自主汽车品牌的案例研究

传统上外包一直被视为发达国家企业主导的单向游戏,然而在实践中却出现了一种新的外包形式——逆向研发外包。本文将逆向研发外包定义为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反过来作为主动发包者的发包过程。通过建立数理模型,本文证明逆向研发外包成立的两个基本条件是发展中国家巨大的市场前景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激烈的市场竞争。本文以长江三角洲地区自主汽车品牌奇瑞和吉利为案例,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逆向研发外包发展自主技术能力的过程,提出逆向研发外包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成长的一种战略选择,对发达国家企业也有着特殊的意义。     

互联网经济、制度与创新价值链* ——基于人力资本与制度发展指数的测度分析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飞速发展，信息交流更为便捷、交易成本不断下降。基于高技术含量的互联网产业体系不断演进，熨平了信息流传播的阻隔和落差。同时，基于知识体系交叉衍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推动中国经济质量的提升与效能的增加，推动中国向全球创新价值链的高附加值阶段攀升。在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的进程中，人力资本和制度的软环境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储备和良性的制度环境有助于互联网经济发展，推动平台战略、产业公地和产业森林的形成和优化。本文将分析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影响因子和决定因素，通过基于人力资本弹性和制度发展指数弹性的测度和分析，阐述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探寻促进互联网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和政策建议。     

供给侧改革的增长效应:以生产者服务业减税为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之一是减税.以生产者服务业减税的增长效应为例,从产业关联角度考察服务业减税对制造业增长的推动作用.生产者服务作为生产过程的中间投入,产出主要投入到第二产业及其他关联产业的生产中,给这部分服务减税,能扩大生产者服务业规模,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从而促进制造业发展并带动经济增长.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降低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税负,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第二产业产出和劳动生产率,但金融业与相关产业的关联度低,减税的增长效应不明显;从细分行业来看,降低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税负能推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发展,降低金融业税负则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有较大推动作用;减税的积极效应还受产业关联水平的影响,我国生产者服务业和相关产业的关联较弱,生产者服务业的助推作用还可以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