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垃圾处理服务供给的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使用2005年全国5个省份100个村的实地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垃圾处理服务**投资的决定因素。我们运用Logistic模型,利用1998年、2004年共两年的面板数据较全面分析了村的相关社会经济特征和农民有关特征对农村垃圾处理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村的规模和居民居住的密集度这两个变量显著影响垃圾处理服务的供给;在工商业越发达的村越可能提供垃圾处理服务;同时,在县乡以上政府工作的本村人越多,越可能提供垃圾处理服务;从居民层次看,当地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可能提供垃圾处理服务。     

农地细碎化的缘由与效应——历史视角下的经济学解释

本文首先通过与农地细碎化相关的国内外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文献的梳理,发现农地细碎化的存在与土地的私有或者公有没有任何关系;它的产生和中国极高的人地比例、传统的诸子均分财产制度以及投资性质的不在地地主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农地细碎化的存在还受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直接影响.通过对相关经济学文献的整理,证实了农地细碎化的存在阻碍了农业生产规模效益的提高,降低了农户收入水平,浪费了农村劳动力;但是农地细碎化也有正面效用,如提高了农户收入水平、缩小了农民间的收入不平等.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来自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渐进倍差法、PSM-DID方法和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农村家庭选择务工主导型和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可以通过提升家庭金融资本、拓宽信息获取渠道和增强社会信任程度促进农村家庭选择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原本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促进这类家庭的生计策略向非农化转变;对于原本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不仅促进这类家庭继续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还可以增大其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而对于原本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会强化这类家庭继续采取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数字支付和数字理财会显著提升农村家庭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而数字支付和数字借贷对农村家庭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收入、受教育水平和医疗消费:基于农户微观数据的分析

本文采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1991～2004年的相关数据，研究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农村居民医疗消费决策和医疗支出大小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发现，相对而言，受教育程度低、收入水平低、年龄大的人群，其生病的概率较大；居民的医疗支出存在着财富效应；在中国农村地区，医疗支出的收入弹性为0．19，反映出医疗消费在农村地区是必需品。本文验证了收入水平、人力资本和健康资本三者之间存在着替代性，即相对贫穷的、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村居民可能会更多地使用健康资本来获得收入，从而导致其健康状况相对恶化、医疗支出增加。因此，对低收入者的医疗消费进行补贴对于提高他们的福利、缩小农村的不平等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教育的供给水平来降低农村居民的患病风险。     

中国种植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及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本研究按照测算出的农产品比较优势状况,确定各地农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再以农民收入最大化为目标,模拟不同开放程度和市场价格条件下主要农产品的调整幅度与农民收入的变化,以期为制定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政策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一、播种面积的调整方向与幅度。通过模拟,可以发现,在全国水平上,2005年与2000年相比,按照农民收入最大化进行结构调整,在5年内,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减少1.15%,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增加3.38%。在调整后,全国粮食产量比2000年减少3.6%。这说明,在2000年,我国的种植业生产结构没有反映出比较优势状况,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     

对煤层自燃防治技术的几点探讨

煤层自燃火灾是矿井主要灾害之一。煤层自燃现象在煤矿开采过程中经常出现,通过研究可以很明显地发现,煤层自燃现象对煤矿的影响是不容忽略的,其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是巨大的,不仅对煤炭资源造成了浪费,还会带来水资源的白白流失,然而更为严重的是出现人员伤亡的惨剧。因此,煤炭火灾的防治一直是煤炭系统的重要任务之一。     

中国撤点并校政策的长期效应——基于对农村学生成年后收入影响的分析

撤点并校的初衷是通过整合学校布局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学生入学难度增大等一系列问题。少有文献关注撤点并校的长期效应，本文使用包含2000户农户的2005—2019年五期面板数据研究撤点并校对农村学生成年后收入的影响。本文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和多期双重差分方法估计政策净效应并解决不同样本村撤点并校发生时间不同的问题。结果表明，控制了个人特征变量、父代特征变量和地区特征后，撤点并校会对受影响学生成年后的收入水平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撤点并校阻碍了农村学生的长期发展。影响机制分析显示，撤点并校对学生长期发展的影响来自于通勤距离增加对学生人力资本积累的阻碍；对结果的异质性分析则表明，女性、来自欠发达乡镇和低收入家庭的个体受到的消极影响更大。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立的影响与机理——来自中国1845个县域的经验证据

在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下简称“新型主体”)创立之间的关系，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4—2020年中国27个省份1845个县的面板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新型主体创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创立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该结论在控制地区—时间交互固定效应、以“FIGI中国项目”试点构建DID模型等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通过提高农民正规信贷可得性直接促进新型主体创立，还可以通过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和农业机械化水平间接促进新型主体创立。(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对新型主体创立均具有促进作用；相较于大中型新型主体，小微型新型主体更加受益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主体创立的影响存在县域异质性，地形起伏度小的县强于地形起伏度大的县。本文为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主体创立的促进效应，进一步稳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