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农村反贫困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估计了1988-2002年期间的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及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变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根据CHIP调查数据所绘制的贫困发生曲线表明,不论把绝对贫困线确定在哪里,在该时期内中国农村贫困都在显著下降.贫困指数分解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均显示收入增长是导致贫困下降的主要原因.     

国有单位工资结构及其就业规模变化的收入分配效应:1988—2007

本文使用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CHIP城镇入户调查数据考察国有单位工资结构及其就业规模变化的收入分配效应。为此,本文采用了分位数回归方法、以多重分位数回归为基础的Machado&Mata(2005)反事实分解方法及作者扩展了的方法。各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就业份额大幅度下降导致中国城镇工资收入差距显著下降;然而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改革完成以后,国有企业工资高于非国有企业的幅度及其不合理部分大幅度上升,其结果是城镇工资收入差距扩大。     

究竟是什么因素抑制了企业成长?———来自外部融资约束分析的证据:1999~2007/方宇惟 夏庆杰 李简

本文以1999～2007年制造业各行业规模以上企业为样本，研究所有制结构对企业外部融资约束进而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运用FHP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GMM估计等方法，本文研究发现：（1）国有企业之所以鲜有外部融资约束，源于其相对较高的负债能力，但是优越的融资环境会使企业缺乏成长所需的“自生能力”，因而国企改革也需要外部融资市场变革的“倒逼”机制；（2）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在成长初期倚仗较高生产率产生的内部现金流缓解短期融资约束，但从长期看其外部融资约束更为严重，不充分的外部融资市场将成为私营企业长期发展的桎梏；（3）外资企业对现金流和负债的依赖较为稳定，反映出其较高的现金管理能力，外资企业在中国内地的扩张除了各级政府积极推动外，来自海外母公司的资金特别是技术和管理支持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乌江水电开发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利用贵州省统计局关于贵州农村县级数据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贵州乌江水电开发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开发贵州乌江水电、实现"西电东送、黔电送粤"是世纪之交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世纪以来,贵州乌江水电开发公司在乌江上投资约400亿人民币修建了洪家渡、引子渡、索风营、构皮滩、思林、沙沱6座水利发电站,形成了约1000万千瓦的发电能力。计量经济学结果发现乌江水电开发对当地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增加就业方面具有显著影响。     

中国城镇贫困的变化趋势和模式:1988—2002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估计了1988—2002年中国城镇绝对贫困的变化趋势。根据CHIP调查数据所绘制的贫困发生曲线表明,不论把绝对贫困线确定在哪里,在该时期内中国城镇贫困都在显著减少。1988—1995年,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但此后基本保持稳定。分析收入和贫困决定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显示,教育、性别和中共党员等特征扩大了收入差异。来自政府反贫困措施的生活困难救助对减少城镇贫困影响很小。城镇贫困的缓解几乎完全归因于经济增长而非收入再分配。     

第二届“北京论坛”经济学分论坛圆满结束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北京论坛”经济学分论坛于2005年11月16日至17日在北京饭店举行。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位学者就“全球化条件下东亚制造业的发展”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经济学分论坛分别由北京大学校长助理海闻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洋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黄桂田教授、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立群教授先后主持。会上来自日本国际开发高级研究基金会的大土冢启二郎教授根据在日本、中国台湾…     

巴塞尔协议与按国际标准改革和监管我国的银行业

八十年代初期以来,世界各国金融管理趋于自由化,随之而来的是金融业内部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结果导致银行业的收益率、安全系数大幅度下降,上千家银行倒闭,上千家银行被兼并(有些甚至是全球闻名的大银行),简直令人惊心动魄。     

经济增长与农村反贫困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估计了1988—2002年期间的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及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变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根据CHIP调查数据所绘制的贫困发生曲线表明,不论把绝对贫困线确定在哪里,在该时期内中国农村贫困都在显著下降。贫困指数分解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均显示收入增长是导致贫困下降的主要原因。     

究竟是什么因素抑制了企业成长?——来自外部融资约束分析的证据:1999～2007

本文以1999~2007年制造业各行业规模以上企业为样本,研究所有制结构对企业外部融资约束进而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运用FHP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GMM估计等方法,本文研究发现:(1)国有企业之所以鲜有外部融资约束,源于其相对较高的负债能力,但是优越的融资环境会使企业缺乏成长所需的"自生能力",因而国企改革也需要外部融资市场变革的"倒逼"机制;(2)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在成长初期倚仗较高生产率产生的内部现金流缓解短期融资约束,但从长期看其外部融资约束更为严重,不充分的外部融资市场将成为私营企业长期发展的桎梏;(3)外资企业对现金流和负债的依赖较为稳定,反映出其较高的现金管理能力,外资企业在中国内地的扩张除了各级政府积极推动外,来自海外母公司的资金特别是技术和管理支持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中国经济是否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基于1988—2018年城镇劳动力教育回报率的分析

本文使用跨度三十年（1988—2018）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城镇抽样调查数据,综合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半参数回归模型和无条件分位数回归（UQR）等计量方法,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回报率的变化及其与收入结构、地域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劳动力教育回报率与收入的关系自1988年以来发生了逆转,高收入群体的教育回报率逐步赶超中低收入群体,且这一趋势与各经济地区产业发展状况呈现出时空同步,反映出我国对劳动力素质需求增加、城镇经济结构已经从劳动密集型为主升级到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为主,进而说明中国经济已经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