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的经济效应及其空间溢出——基于“三化”发展的视角

利用2005—2010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地流转、"三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数据,构建了考虑空间因素的计量模型,验证了农地流转的经济效应及其空间溢出。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农地流转通过影响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间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并且跨期内存在空间效应、本期内没有空间效应;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周边地区的农地流转强度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农地流转对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空间效应,在粮食主产区的农地流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直接和间接拉动效应,而粮食主销区农地流转的影响则相对较弱。     

农民信息弱势与农地流转收益分配研究

随着城镇化、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求日渐增长,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各类主体经常产生矛盾,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农地非农化主体之一的农民的信息弱势地位,即存在农民信息获取约束和信息分配约束.文章分析了这种弱势存在的原因:农民自身知识水平约束、土地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以及政府与土地受让人之间的权钱交易,同时,还分析了这种信息弱势衍生出的土地收益分配中其他主体障碍.要化解这种弱势问题,作者提出了内部强化机制和外部优势机制并存的路径.     

农地股份合作社经营模式的效益分析 ——基于湖南省光明村农地股份合作社的个案研究

农地股份合作社的产生有多重原因。基于效益原理,文章首先构建了农地股份合作社经营模式的效益分析框架,然后,通过湖南省光明村农地股份合作社的个案解析,对农地股份合作社的效益表现、效益成因以及效益约束进行了分析,并从效益视角探讨了农地股份合作社的机制优化与制度安排问题,得出结论：作为新时期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发展的方向,农地股份合作社的成功依赖于一定的条件,因而并不适合在所有的地区推广,需要农民、合作社以及政府等多方主体的共同努力来创造适合农地股份合作社经营的条件,实现合作社经营的效益最大化与可持续。     

农民信息弱势与农地流转收益分配研究

随着城镇化、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求日渐增长,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各类主体经常产生矛盾,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农地非农化主体之一的农民的信息弱势地位,即存在农民信息获取约束和信息分配约束。文章分析了这种弱势存在的原因:农民自身知识水平约束、土地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以及政府与土地受让人之间的权钱交易,同时,还分析了这种信息弱势衍生出的土地收益分配中其他主体障碍。要化解这种弱势问题,作者提出了内部强化机制和外部优势机制并存的路径。     

长株潭城市群两型农业建设的障碍因素及对策探析

长株潭农业发展的大趋势是两型农业,这也是现代农业的本质要求.阻碍两型农业发展的各种障碍性因素,主要包括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工农差距问题、"三农"本身的弱质性问题等.只有采取积极措施,消除这些障碍性因素,长株潭城市群两型农业才能健康持续发展.     

长株潭城市群两型农业建设的障碍因素及对策探析

长株潭农业发展的大趋势是两型农业，这也是现代农业的本质要求。阻碍两型农业发展的各种障碍性因素，主要包括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工农差距问题、“三农”本身的弱质性问题等。只有采取积极措施，消除这些障碍性因素，长株潭城市群两型农业才能健康持续发展。     

基于时空引力模型的农地流转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时空引力模型,以1289个农户家庭为样本分析新时期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检验结果表明:家庭个体因素仍是影响农户流转行为的主要因素。同时,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有较大的区域差异,大多农户倾向于选择代耕代种模式流转农地。此外上一期农地流转参与情况与空间变量是农地流转的重要因素,在分流向、区域以及分模式中都表现出较强的显著性。因此,本文认为要通过抓住农地流转的契机促进资源配置功能以及地区经济发展,首要的是要平衡农地流出和农地流入的关系,促进区域间农地流转均衡发展,并基于不同的目标选择农地流转模式;同时,也要着重提升服务型政府建设,提高农民知识水平,让农民有机会、有能力参与分享农地流转的市场红利。     

主要农产品价格对CPI的贡献分析——基于VAR和VEC模型的实证分析

通过应用VAR和VEC模型分析、脉冲响应函数方法（IRF）及方差分解、Granger检验等方法,考察1985年至2008年我国农产品价格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认为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不太明显。     

农地流转与新型农民培育研究——基于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Polynomial Distributed Lags,简写为PDLs)对农地流转与新型农民培育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是新型农民培养的有效渠道与动力;短期内农地流转表现出积极的文化效益与技术效益,而经营效益受短期投入成本的影响呈挤出状态;长期内则表现为积极的技术效益和经营效益,长期的文化效益受我国体制因素的约束而不确定。因此,必须在体制与政策上进行改进与完善,要深化户籍制度的改革,消除制度二元性;发展多元化的农村教育,丰富新型农民的培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