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房产呼唤“三多”并进

4月份史上＂最严厉＂的房产调控政策＂国十条＂出台后,部分地区房产价格上升过快的势头有所遏制,新上市房产交易量也出现大幅下跌。然而,经过近百日市场观望和博弈,进入7、8月份后,杭州、上海、南京和深圳等东部一线城市的房产交易量开始呈现抬头之势。好像无论经历多么严酷的寒冬,房产市场总能在短暂沉寂后再次＂欣欣向荣＂。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加成率提升吗？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匹配数据,以加成率为视角,运用倍差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行了考察。通过检验我们得出如下几点经验证据：对外直接投资（ODI）当期会降低企业加成率;ODI有显著正向的滞后“加成率效应”,且呈现增长趋势;技术研发和生产加工型ODI具有显著的滞后“加成率效应”;中国对非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金砖国家投资有显著超过平均水平的正向滞后效应。     

中国产业政策的最优实施空间界定——补贴效应、竞争兼容与过剩破解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引起广泛讨论的“东亚奇迹”争辩后,中国近年来出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过剩”现象再一次引起国内外各界对政策干预有效性的普遍关注。中国产业政策似乎长期陷入“刺激—过剩—淘汰—再刺激”的循环路径。基于一个拓展的“2×2”伯川德模型,本文显化了以不同方式施行的补贴可以产生不同政策效果的理论机制,即以竞争兼容方式施行的补贴可通过扩大竞争,抵冲补贴对创新的负面影响并获取创新激励效应,但行业存在一个有效竞争阈值,当竞争程度已经过高时,继续施加补贴会降低企业对行业竞争压力的敏感性,引致企业“为补贴而生产”和产能过剩风险。本文的核心结论是:产业政策存在一个以行业竞争程度等行业异质性为特征的最优实施空间,越偏离最优实施空间,施政效果可能越会背离政策制定者的初衷。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个具有较高适用性和系统性的中国产业政策优化设计框架。     

产业政策、创新行为与企业加成率——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研究

本文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专利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程度、作用机制和有效实施空间。研究发现:(1)对生产率和研发水平较高的行业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总体上显著增加了企业专利申请量,有效激发了创新主体活力。(2)由于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成本效应大于影响产品质量的价格效应,导致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加成率。(3)行业技术差距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加成率效应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随着行业技术水平接近前沿,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实施效果呈渐进式优化。(4)由于企业主体异质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具有的“选择性”特征会引致“重数量轻质量”创新陷阱,这是造成企业加成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本文有助于更好理解产业政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对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进一步优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方坯连铸线增加二次切割的改造

对进口连铸生产线进行增加二次切割的改造,以解决铸坯切割断面不平问题和消除人工操作中存在的安全隐患.介绍了二次切割设备的组成、切割流程及操作.实践表明,改造达到了预期目的.     

制造业服务化会加剧中间品进口依赖吗？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投入产出表和社会经济账户,在科学测度制造业服务化和制造业三类中间品进口依赖的基础上,引入技术距离和规模效应,深入剖析制造业服务化对制造业三类中间品进口依赖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制造业中间品进口依赖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研究发现：①制造业服务化会加剧制造型中间品进口依赖,缓解生产服务型和生活服务型中间品进口依赖,该结论在多维检验中均稳健存在;②引入技术距离后制造业服务化对制造型和生产服务型中间品进口依赖的边际效应呈倒U型,制造业服务化的边际效应受技术距离的影响;③行业规模扩大能够有效缓解制造业中间品进口依赖,随制造业服务化的提升对制造型中间品进口依赖的缓解作用加强;④制造业三类中间品进口依赖均能够有效提高一国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