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品私人自愿提供决策的实验研究

本文利用实验数据对公共品私人自愿提供机制的多个经典特征事实进行了实证检验,其结论基本支持诸如"公共品私人自愿供给的存在性"、"捐献率随重复捐献次数的增加而有下降的趋势"和"公共品投资的私人边际回报率和交流的正效应"等特征事实.同时,实验还得到了一些新的发现,如"期初平均捐献水平较低"、"口头协议效果显著"、"经验分享存在积极作用"和"小组的合作程度存在巨大的差异"等.这些结论说明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可以达到部分公共品由私人自愿提供的目的.     

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及其评价

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这段话时常被人们作为“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论据被反复征用。其实,在斯密那里,自利作为人性的一种自然倾向,是有别于理性的。那么,何谓“理性”?西蒙在《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68)中指出,理性是逻辑指引下的思考,它可以更广义地定义为问题的解决和批判的思考,但只有在强调了逻辑     

经济学的实验研究及其在我国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近年来,经济学的实验研究,作为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从方法论上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科学而又规范的研究手段,保证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而且在个人决策(选择)理论、市场理论、博弈论以及公共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等经济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首先介绍近年来实验研究在经济学领域的发展状况,并试图对其做出科学的评价;最后本文强调我国经济学界应该重视实验研究,通过加强经济学传统的定量研究方法与实验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来提高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实证化和科学化水平。     

群体活动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吗——来自一项动态公共品博弈实验的证据

群体活动中我们会重视榜样人物的示范带头作用.本文在经典的公共品自愿捐献实验中加入了榜样先行机制,构造一个动态公共品博弈的实验模型,研究先行者的“榜样”行为对公共品捐献绩效的影响问题.与多数研究成果类似,本文的研究表明,有先行者的榜样作用相比于无先行者的情况,对公共品捐献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在先行者选择上,轮流担任和投票选举先行者带来的捐献效果要明显优于随机产生先行者的情况.但我们的研究还表明,个体社会偏好的异质性也对公共品捐献绩效影响显著:条件合作者和驼峰型偏好者的捐献绩效优于搭便车者,但民主选举产生先行者的方式有助于纠正搭便车者的投机倾向.     

法律身份的经济歧视对社会公平的影响

社会经济权利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虽然理论上把经济权归为第二代人权,但从经济权的价值上讲,经济权决定着生命的存在和政治权的产生。社会经济权表明了,人已经作为了一种自觉的社会动物有目的地进行社会生产以维系人的自然和社会存在,并且标识着经济活动对所有人的平等性,是     

经济学理性假设的现实基础 --一种实验主义的解释

“经济学理性假设”以及由该假设所演绎推理出来的理性选择理论，始终是当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但是，人们对“理性假设”的现实性却一直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近年来，以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为代表的一些新兴经济学科，从实证和科学实验的角度，对行为人自身特性的假设、决策环境的假设、行为的追求目标，甚至理性假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等，都提出了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挑战，其中的一些研究结论对目前主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Meta分析法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Meta分析法能够增强学术研究中数据处理的统计功效,有效地节省科研费用,提高论证强度;能够深入细致地分析各单个研究结果的差异性,使得学术研究中众多同类研究问题的分析结论更精确和趋于一致;能够解决原有各个独立研究所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并且能够引出新见解和新主张;可以按照科学规范的程序和方法处理更多的同类文献,使得综述的结果更加客观和接近实际。     

论确立我国经济诉讼程序管见

由于我国经济之诉与诉权理论的不发达,已造成立法上经济法的不可诉现象广泛存在和经济审判功能严重缺位,但经济诉讼的存在又十分必要,因此,应参照国外的成熟制度,在现有的制度上创新,建立我国的经济诉讼程序,从而实现经济诉权。     

社会偏好、奖惩机制与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基于一种实验方法的研究

文章利用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对加入了不同奖惩机制的公共品实验中被试的自愿捐献额变化情况及其效果进行了比较与分析,并结合被试的个体社会偏好异质性的特征得出了以下结论：首先,引入外部强加的奖励机制对于提高整体合作水平有积极作用,而对于由被试自主选择第三方监督的惩罚机制则没有这种效果;其次,搭便车者和条件合作者的合作程度在引入外部强加的奖励机制后有了显著提高,而自主的监督惩罚机制则没有发现效果;第三,引入外部强加的奖励机制可以提高被试的整体收益。这些结论对于我们改进现实中公共品的供给管理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