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六省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算了1999—2017年中部六省的碳排放效率,分别计算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和高级化指数,利用耦合协调模型考察了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度,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部六省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耦合协调度较低,处在中度失调和中度协调之间,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耦合协调度处在中度失调和中度协调之间,但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人力资本、财政支出对中部六省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协调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而环境规制、能源结构产生了抑制的作用。人力资本对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耦合协调度有正向作用,而外商投资、人均资本、制度质量和能源结构产生了抑制作用。     

高铁网络、城市碳排放强度及空间溢出效应 ——来自长三角地区的证据

基于2006—2018年长三角地区的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和空间杜宾模型(SDM)等方法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及高铁网络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高铁开通对节点城市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显著的减排效应,且随着高铁网络的完善,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越高的城市碳减排效应越明显;(2)高铁开通通过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降低了碳排放强度;(3)高铁开通提升了节点城市周边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在开通高铁的城市中,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更高的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更显著的提升效果,这表明碳排放可能在高铁网络中发生了转移。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数字经济为政府治理、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等领域带来了深刻变革，数字经济发展是否抑制了环境污染是亟需解答的问题。文章基于中国285个城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多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城市各类环境污染物的排放，运用工具变量估计、引入外生政策冲击、替换解释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污染物的降低作用有所差异，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降低效应最明显，工业废水和工业烟尘排放量次之，对PM_2.5浓度的降低效应最小。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绿色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是数字经济降低城市环境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机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周边城市各类环境污染物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空间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污染减排效应相比中、西部地区更大，且数字经济发展仅在东、中部地区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文章的内容丰富了有关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是对有关数字经济研究的有效补充，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助力环境污染治理提供了可靠的实证依据，同时为发展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污染减排提供了政策参考。     

FDI技术溢出、行业吸收能力与工业碳排放强度——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

在考虑中国工业行业吸收能力异质性的基础上，构建技术差距、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程度、外贸开放度等4个反映行业技术吸收能力的要素，利用“入世”以来中国工业行业门槛面板数据，研究吸收能力作用于FDI低碳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低碳技术溢出对上述4个因素都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人力资本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越高，FDI的低碳技术溢出效应越显著；适度的技术差距与外贸开放度均有助于FDI碳减排技术溢出，过低或过高的技术差距和外贸开放度均不利于FDI低碳技术溢出效应产生。因此，工业行业尤其是高碳排放行业需要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以跨越人力资本与市场化程度对FDI低碳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同时需要提升行业在全球贸易分工中的地位。此外，FDI引入不能盲目追求高新技术，需要结合内资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适度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