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与工资性收入增长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我国1985-2007年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工资性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发现教育投资和迁移投资对工资性收入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健康投资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同时,工资性收入对人力资本投资各变量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在人力资本投资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中,教育对工资收入的影响最大,迁移投资次之,健康投资的影响为负.文章还对以上结论做出了解释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征地补偿的新思路

征地矛盾已成农民上访和农村冲突的主要原因,创新征地补偿机制刻不容缓。鉴于现有一次性货币补偿机制具有难以克服的弊端,本文提出了一种地租补偿思路,即征地后向农民每年支付租金,租金根据农业收益确定,并根据其增加情况定期上调,费用由财政保证。这一补偿机制的实质是使被征地农民和其他真正从事农业的农民一样,不仅基本生存条件能得到保证,而且能长期分享经济发展、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好处,而不是一次性地被利用之后永远地被抛弃。按照这一补偿机制,目前征地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纠纷以及过去征地的遗留问题也能很好地得到解决。     

相对效用假说述评

新古典效用理论认为效用由收入(或消费)决定,但这一理论不能解释在时间序列上收入增加没有带来幸福感相应上升的大量经验事实.相对效用假说认为,除收入外,效用还取决于物质欲望,从而圆满解释了这一现象.     

增加农民收入与乡镇政府改革

农民收入来源于农业收入，在城市部门的就业收入和农村非农产业就业收入，增加农民收入的可能途径是：通过财政支农发展农业，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和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本文认为，通过财政支农发展农业和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的效果有限，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才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为此必须大刀阔斧地改革乡镇政府。     

农民进城的就业壁垒对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影响

一、引言 人民公社期间，我国实行城乡完全隔离的人口政策，使农村积淀了大量剩余劳动力，1978年改革开始时、农村中的隐性剩余劳动力人口数达1亿。随着改革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非农产业转移，但进城就业一直受到了限制。宋洪远、黄华波和刘光明（2002）对改革以来有关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的政策、法规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总的来看，改革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一直受到政策的限制，尽管限制程度趋于减轻。彭代彦（2002（a））及彭代彦和川口雅正（2002）的分析表明，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施加的限制显着地妨碍了农民收入增长，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那么，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施加的限制是否显著地阻碍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呢？本文利用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得到的城市外来人口数据对此进行实证分析。     

中国各地区环境综合指数研究

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传统GDP衡量经济总量的做法忽视了经济活动的资源、环境代价。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资源与环境因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我国各省份2002~2009年期间的环境综合指数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各省份环境综合指数基本稳定,表现较好的主要集中在东部,较差的集中在西部;三大区域的环境综合指数无论是区域内省份间的差异还是纵向变化趋势,东部都最为稳健,中部和西部较差;环境综合指数由高到低依次为东、中、西部,西部与中部地区的差距正逐渐缩小,而中部与东部间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农业的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

市场是一种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有关资源配置和生产的决策是由价格决定的。市场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是价格,即价格的涨落调节供求的增减,从而使供求趋向均衡。     

发达国家农业的国家干预

发达国家农业的运行在国家干预下由市场调节。由于市场的调节不能保证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农产品供求平衡以及私人厂商提供农业运行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因而政府就对农业的运行进行干预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做法及取得的成效,为我国提供了启示。     

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31户的调查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本文发现年轻男性劳动力更倾向于提供非农劳动,拥有手艺、社区非农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金融服务的便利性都对非农劳动参与有着显著的正效应.教育的影响却并不明显,人均耕地量对非农劳动参与有负面影响.要统筹城乡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必须提高农民的非农劳动参与率.政府除了要加大对农民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外,还要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努力改善农村社会发展环境.     

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与农民的生活满意度

收入分配通常被认为具有负的公共物品特征,收入差距越大,人们受到的负面影响也越大,生活满意度越低。与通常的看法不同,本文利用在湖北和湖南两省收集到的农户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虽然村庄内部的农业收入差距越大,农民的生活满意度越低,但村庄内部的非农业收入差距对农民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的不利影响,原因在于这种收入差距不是由制度因素而是由个人能力不同所致。因此,收入差距并不总是产生负的福利效应,关键是要消除导致收入差距的制度因素,使人们享受制度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