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老龄化态度:个体差异、组群效应、时代变迁

基于积极老龄化理论,利用CLHLS数据构建积极老龄化态度的HAPC回归模型,将个体微观数据嵌入宏观社会经济环境,探讨了积极老龄化态度的个体差异、组群效应及其时代变迁。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老龄化态度越来越消极,但教育水平、居住地等因素有效调节了年龄的负向作用;老龄化态度呈现“U”型组群效应,由于出生及儿童期的负面经历,1916—1935年出生的老年人的老龄化态度最为消极;1998—2014年宏观社会经济环境对我国老龄化态度产生了“M”型时期效应。对此,当前我国迫切需要将积极老龄化提升为一项基本国策,进一步明确其概念边界与政策意涵,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培育积极老龄化的国民素养,对不同个体、群体制定差异化政策,并根据时代变迁适时调整。     

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欧盟的实证分析

理论上,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熨平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为进一步验证和探讨社会保障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文章借助1995~2010年欧盟27国的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社会保障水平与收入不平等呈负相关关系,即社会保障水平越高,收入不平等差距越小;不同福利模式下,社会保障水平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异;但社会保障的调节作用有限,须与其他政策措施相协调,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     

我国社会保障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从理论上说,社会保障制度负有调节收入差距的制度使命,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点。但在我国,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本身的不公平,一直被质疑对收入分配存在"逆向调节"效应。运用Pooled OLS模型,借助于2007-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重新检验了新时期我国社会保障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财政社会保障水平的效应不显著,而社会保障水平的正效应已经开始显现。说明随着我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扩面(农民工是主要受益者)以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全面启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向调节城乡收入差距的"时间窗口"已经出现。     

我国城市贫困演变的特征与治理路径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贫困在不断地演变与升级中呈现出新的特征,可概括为由旧贫困向新贫困转变,具体表现为贫困主体由传统贫困向就业贫困转变,贫困性质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贫困致因由原生性贫困向再生性贫困转变,贫困状态由短期贫困向长期贫困转变,这无疑给当前及未来城市扶贫治理工作带来巨大挑战.在分析当前城市贫困治理体系的基础上认为,城市贫困的演变突显贫困治理转型的迫切性,而可持续生计理论及其政策含义是未来城市贫困治理转型的创新路径.     

基础普惠:我国高龄津贴制度的构想

旨在解决老年贫困问题的高龄津贴制度在我国各地区已普遍建立起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诸多问题。论文在结合国际经验与我国高龄津贴制度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全国统一的基础普惠型高龄津贴制度。基础是指保障水平等于或高于最低生活保障线,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普惠是指只要满足一定年龄条件,都可以获得相应的高龄津贴。研究结果表明,以65岁作为最低资格年龄,以城镇408.13元/月和农村222.45元/月为标准,按照6%的年增长率,2013-2050年高龄津贴财政负担率较低,占财政收入的4%左右,且保持稳定状态,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     

以共同富裕为目标 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第二次转型”

<正>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和探索，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从封闭的单位保障向开放的社会保障的“第一次转型”，并建成了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社会保障制度并不能因此而裹足不前。相反，社会保障制度将肩负起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历史使命，这就要求实现从低水平向高质量发展的“第二次转型”。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在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决定了推进社会保障制度高质量发展必须以共同富裕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