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

本文从经济增长的含义与影响其增长的因素出发,进一步阐述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选择与措施。     

中国制造业企业扩大金融投资:逐利还是避险

基于企业价值和投资的二元化,构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企业投资选择模型,提出金融-生产投资收益率和风险缺口是影响制造业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重要因素.以中国2006-2020年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财务数据,利用系统GMM模型说明了金融-生产投资收益率缺口的扩大、金融-生产投资风险缺口的缩小提高了中国制造业企业金融资产份额.将投资收益率缺口和投资风险缺口进一步分解后发现,金融投资收益率和生产投资风险的提高是中国制造业企业扩大金融资产份额的根本原因,而生产投资风险的提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制造业企业扩大金融投资的现象具有阶段性和特殊性,如2012年以后,支撑前期经济增长的社会经济条件改变,导致国内实体经济风险加大,更多社会资金流向金融领域推高了金融投资收益率,最终表现为制造业企业金融资产份额扩大.因此,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恢复实体经济增长动力,同时警惕金融风险,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思想交流与经济增长研究进展

从早前分析新思想的涌现过程，再到强调思想交流的重要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动力的认识不断深化，其微观基础日益完善。早期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思想的非竞争性，在刻画新思想的创造过程的同时，也出现了与现实相矛盾的规模效应。此后，学者们基于创新的内生增长理论围绕如何消除规模效应展开讨论。但是，除了研发创新之外，微观主体之间的思想交流也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早期理论并未将个体间的交流学习纳入创新模型中。最新的基于交流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微观个体交流的速度以及与谁进行交流将决定总体的经济增长率。进一步的研究通过内生化思想交流速度、丰富化思想来源的设定对基准模型进行拓展，并应用于经济增长问题的解释。近年来基于交流的内生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动力的探索丰富了分析增长问题的维度，建构并巩固了增长理论的微观基础，为许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