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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2012年末开始的反腐倡廉这一外生冲击事件作为研究背景,探讨反腐倡廉对微观企业的影响机制。特别地,由于产权性质的差异,业务招待费用在国有企业中可能更多表现为高管腐败的代理问题,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为政府(国有企业)关系投资,因此,反腐倡廉可能对两类企业的业务招待费以及绩效的影响有所不同。基于业务招待费差异化的影响机理这个独特视角,本文研究发现:(1)反腐倡廉会显著降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业务招待费用,且国有企业下降的幅度更大(或上升的幅度更小)。同时,业务招待费用的下降与消费性现金支出、其他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存货的下降之间显著正相关,排除了业务招待费用下降是费用操纵归类的假设。(2)反腐倡廉后,业务招待费用下降企业的经营效率和业绩(包括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显著改善,表明反腐倡廉使得企业管理者将精力更多转移到经营活动中,提高了企业的绩效。(3)对于上述结论,国有企业较之非国有企业变化更为明显,表明国有企业受到反腐倡廉的影响更大。最后,本文在反腐倡廉背景下考察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业务招待费用变化以及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为我国反腐倡廉的积极政策成效提供了直接、强有力的实证依据,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拓展了公司治理等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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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为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我国制定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以下简称《通则》)."两则"的发布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国会计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和企业财务管理的重大变革,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其中,《通则》更是为我国独有,具有中国特色.随着时代发展,虽然"两则"于2006年再次修订,但《通则》的影响力却远远落后于《准则》,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上述差异?在当前新环境下,《通则》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若有,应如何修订以适应当前新环境?笔者认为,讨论上述问题不能脱离《通则》为什么存在这一本质问题.同时,笔者发现,在《通则》产生之初,围绕着《通则》存废、定位、发展的问题就一直存在,部分观点其实能够指导我们当前对于上述问题的分析.因此本文立足于对《通则》产生、发展的回顾来分析上述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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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投资者关系管理仍处于初级阶段,缺乏管理体系方面的研究分析,导致投资者关系管理实践受到一定制约。在我国资本市场发生深刻变革以及专业投资者话语权加大的背景下,投资者关系管理除了需要做好投资者保护,更需要服务于企业市值和战略,包括成为企业的"披露官""守门人""研究员""情报官""公共关系管理专家""危机活动管理专家"等角色。因此,基于国内外投资者关系管理理论,从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双向信息交流本质出发,结合投资者关系管理实践需求,对投资者关系管理内部报告体系和信息系统构建逻辑进行深入分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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