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S支持下的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建设用地遥感分析

研究目的：对改革开放30年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镇空间及建设用地发展过程和总体特征进行梳理总结。研究方法：利用RS与GIS技术方法,提取珠江三角洲核心区1979、1990、1995、2000、2003、2006和2008年的用地信息,并划分城镇建成区。研究结果：（1）1979-2008年间,珠江三角洲核心区的非农建设用地增长了约53倍,城镇建成区增长了约65倍;（2）该地区非农建设用地及城镇建成区的增长速度均经历了由快到慢的过程,但相对于非农建设用地年均增量逐年递增的趋势,城镇建成区的年均增量具有阶段性;（3）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城镇空间的增长模式经历了由1979-1990年间的分散发展到1990-2006年间的集聚发展,再到2006-2008年间的分散发展的空间转换;（4）在此期间,城镇空间整体表现出点状扩张到线状空间出现,再到形成密集发展带和都市建设圈层的动态演变。研究结论：本文可为区域协调发展决策与管理提供依据,同时也为进一步探寻本地区土地利用变迁和城镇空间发展演变的机制奠定了基础。     

21世纪以来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时空分布和影响机制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高新技术企业在区域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区位研究是当今地区发展的重要议题,而数据的缺乏导致了目前全国性的高新技术企业空间布局的研究尚不多见。基于县域等尺度,运用核密度估计、区域重心、相对区位基尼系数等方法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时空分布进行研究,同时建立OLS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及空间误差模型以探讨区域创新能力对高新技术企业区位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21世纪以来中国高新技术企业保持较稳定的多核心空间结构。(2)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区域重心小幅度地自东南向西北移动。(3)高新技术企业先是在县级和市级尺度呈现出均衡化趋势,省级尺度则相反;直到2011年,三个尺度下区域集聚程度均在不断扩大。(4)区域创新能力通过影响高新技术产品的形成流程影响高新技术企业的区位,其中创新环境水平、知识创造水平是关键性的影响因素,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探讨香港-珠江三角洲的联系：跨界的制度多样性如何促进电子企业的竞争力

基于灵活性的假设下，香港和珠三角两地的企业问卷调查表明，为了应对商业环境变化对灵活性的需求，香港客户对珠三角供应商关系调整了管治模式，逐渐采取股权或非股权合作代替原先的完全控股。而在香港企业寻找新的客户、选择适当的生产合作伙伴方面，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互补性。研究结果证实，在现有的正式制度框架内充分应用非正式因素，可提高企业更灵活应对政治和商业环境迅速变化的能力，以维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企业创新与产业升级——珠江三角洲（广州、东莞）电子企业问卷调查报告

珠三角在90年代所创造的经济奇迹由低成本生产要素启动,然而其持续发展和升级的动力更多的来自于区域内的企业的创新能力。对珠三角电子企业的问卷调查表明,珠三角的企业凭借灵活应对市场生产的能力和渐进式的产品创新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有所提升,然而其创新具有内部化的特征,并且,较小的企业规模在限制企业创新资金可获得性的同时,较高的员工流动率又抑制了企业提高人力资本投入的激励。本文认为,灵活性是珠三角企业独有的竞争优势,并对创新有促进作用,因此,如何将灵活性更好的结合在企业的创新活动中,将成为珠江三角洲产业成功升级的关键。     

后危机时代的区域弹性与集群转型——基于珠江三角洲东西两岸电子企业的对比分析

珠江三角洲东西两岸地区的产业集群,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同的制度框架和资源禀赋下,逐渐发展出具有不同市场导向和生产行为的经济系统.由此,本文试图通过揭示珠江三角洲在后危机时代企业适应战略和行为的地理差异性来加强对区域弹性的理解.以电子产业为考察对象,通过在2011年底完成的抽样企业问卷调查,本文对比分析东西两岸电子企业的生产和创新行为.结果显示,西岸地区尽管在国内市场具有较高的品牌经营能力,但面临营销创新的融资障碍.东岸地区则通过长期的外向经济进行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在创新过程中显现出更大的网络性特征,从而更有利于集群经济的创新转型.     

集体学习与产业集群发展——基于深圳市电子企业的问卷调查

创新集群是专业化生产地区发展的较高形式。在创新集群中,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生产网络形成集体学习的主要战略导向,并有条件和能力将其转化为盈利能力。基于广东省深圳市的电子企业问卷调查,本文表明深圳作为以中小企业为主导的地域生产网络系统,已具备了一定将集体学习转化为创新来源和市场机会的能力,然而在当前的市场环境和体制环境下,集体学习的范畴狭小,并且企业内部将其转化为较高绩效的能力有限。本文最后提出,深圳中小电子企业的集体学习将是一种基于本地产业升级前景的长期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