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的内生秩序:演进逻辑、运行机制与制度嵌入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内生秩序先后经历了建国初期的行政渗透、人民公社时期的双重挤压、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获新生以及后税费时期的转型生长四个阶段。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社会改造运动以及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利益分化的组织形态、契约主导的市场秩序、组织化的社会关联正在重塑内生秩序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透过"制度—过程—能力"的三维分析框架,可见村庄场域中内生秩序的逻辑演进路线。在权威主体自觉性的制度安排、利益主体策略性的调适行动以及人际能量场赋予的行动能力的运行机制下,制度嵌入与内生秩序达致适配能够降低制度的嵌入成本,避免乡村治理的内卷化,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的动态平衡。     

中国农村扶贫瞄准的历史演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扶贫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四个阶段的扶贫政策内容和实际运作过程来看,农村扶贫瞄准有三个演变轨迹:在瞄准对象方面,经历了从普遍化到区域化再到具体化的过程;在瞄准角度方面,经历了从直接瞄准到间接瞄准再到直接瞄准与间接瞄准相结合的过程;在瞄准时序方面,经历了从主要瞄准经济资源到主要瞄准自然资源再到主要瞄准社会资源的过程.     

扶贫瞄准问题研究综述

扶贫瞄准是关系扶贫绩效的关键环节。现有的文献仅从三个角度研究了扶贫瞄准:扶贫瞄准应该瞄准到区域,还是应该瞄准到农户(或人口);扶贫资金的瞄准绩效;扶贫瞄准对象的确定方式。这些文献的研究存在着诸多不足,主要在于缺少对扶贫制度和扶贫体制如何影响扶贫瞄准的探讨,以及没有探讨贫困农民在扶贫瞄准过程中应如何发挥作用。     

岳阳市开放型经济发展对策

通过文献的理论分析,对比长江中游四市和湖南省内部分城市,采用GDP、财政收入、进出口额、外贸依存度、利用外资等指标,从5个年份进行横向、纵向多维度比较综合分析,选取岳阳市进行案例实证研究。研究认为,岳阳开放发展既有综合区位优越、资源禀赋独特、支撑平台完备的基础和优势,也有产业层次不高、项目拉动不强、发展环境欠优等差距和短板,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补齐短板。在此基础上,从扩大开放,培育重点产业发展;真诚招商,壮大开放发展主体;创新载体,做实开放发展平台;创新体制,构建开放运行机制;提升效能,优化开放发展环境等五个方面,针对性地提出了岳阳开放崛起的具体路径和策略。     

价格和广告传递医疗质量信息的局限性——二元社会保障结构下的博弈分析

已有研究认为,价格和广告对于解决消费者和厂商之间的质量信息不对称问题起着关键的作用;但在二元社会保障结构和医疗需求远大于供给的情况下,价格和广告对医疗产品和服务这类经验品的质量信息传递是有局限的,并表现出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厂商采取“高价格、低广告投入”策略,而提供低质量产品和服务的厂商采取“低价格、高广告投入”策略的特征.对于具备完善社会保障的群体而言,价格的确能起到传递医疗质量信号的作用;但是对于不具备完善社会保障的群体而言,广告并不能很好地发挥传递质量信号的作用;同时,医疗服务市场上存在逆向选择的可能,广告可能误导消费者的选择,而并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应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优质医疗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强化医疗服务监管,并提高广大消费者的医疗素养.     

非政府组织农村扶贫:制度优势与运行逻辑

非政府组织农村扶贫因其扶贫模式新颖,效果明显,以点对点扶贫为主,以提升农民能力为本位而具有制度优势.相对于政府扶贫来说,从扶贫对象的选择、扶贫资源的投入、扶贫项目的监管到扶贫效果的评估,非政府组织在每一个环节上都有其独特的运行逻辑.     

浅析行政权力腐败产生的原因及其治理──由行政权力系统的特征引发的思考

从行政权力系统的特征分析出发，揭示行政权力腐败产生的深层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移民资源、权利、贫困与安置区发展——基于五强溪库区就地后靠安置移民的调查

就地后靠安置模式下的水库移民是特殊的贫困人群。对五强溪库区就地后靠安置移民的实地调研表明,其生存空间狭小,可资利用的资源窘迫,权利难以伸张。目前,我国大部分移民资源的贫乏导致其权利无法伸张,进而产生普遍的移民贫困;因此,必须由政府介入,通过政策手段来推动移民权利的实现及其能力的提升,帮助其摆脱资源贫乏状态,进而促进安置区经济发展、消除移民贫困。具体来说,需要发展市场经济以促进公平交易和自主发展,加强教育培训以提升移民能力,创造良好环境以利于移民权利实现。     

“道德人”还是“经济人”：中国扶贫制度中的人性困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反贫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为世界反贫困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国的扶贫制度设计主要是建立在道德人的人性假设基础上的,从而导致了扶贫过程中的权力不受监督以及民主的缺失,进而降低了扶贫绩效。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基于道德人的制度安排因扶贫实践中出现的各种不端以及腐败行为而失去解释力,使得以经济人的属性来看待政府扶贫行为成为必要。当前,重要的工作是建立和完善扶贫绩效评估制度、扶贫参与制度和扶贫权力约束制度,以进一步规范扶贫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