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问题的制度经济分析

本文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探讨当前的就业问题,认为只有将总需求与总供给结合起来考虑,形成有效的劳动就业制度,才能真正解决就业问题。     

比较优势理论与家庭内部劳动分工

本文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家庭内部成员,主要从夫妻二人拥有的比较优势角度,分析了家庭的形成及其家庭内部劳动分工格局。从理论上阐述在比较优势条件下,专业化和交换将导致整体联合利益增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家庭内部成员劳动分工的劳动力供给均衡点的形成及其变动情况。这一经济模型表明,为了提高家庭质量,实现整个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必须实行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在充分信息和较低交易成本的前提下,一方面,从纯经济学角度分析家庭的形成及其变动;另一方面,也可以透视出家庭实际变化及相关制度的影响。     

高校教师薪酬标准与知识创新动力分析

高校教师自主知识创新不足的经济学逻辑,在于教师薪酬水平过低,没有包含沉淀的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为此,激励高校教师知识创新原则在于补偿教师身上的沉淀人力资本数量,将沉淀成本包含在教师薪酬标准中,从而使薪酬制度随着组织战略、外部环境和组织内部适应能力的变化而进行调整,创造出一个没有沉淀成本的知识创新薪酬体制。     

对新古典经济学“沉淀成本谬误”质疑的解析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沉淀成本是固定不变的，在以前的投资中已经得到支付，因而不应该影响当前或未来决策。然而，当沉淀成本影响当前或者未来决策时，这种非理性行为导致所谓沉淀成本谬误。一些西方经济学者从经济理性和心理效用角度质疑沉淀成本谬误这一非理性行为，从而表明沉淀成本谬误行为本身也是一种理性行为。一方面，我们需要承认沉淀成本谬误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需要采取恰当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着眼于沉淀成本管理，消除沉淀成本谬误，为理论经济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历史沉淀成本与经济转型的路径依赖及其超越

本文旨在突破新古典理性选择的经济转型研究方法,再次阐述计划经济体制下历史沉淀成本对经济转型的锁定效应。由新古典经济理论和规范决策理论可知,以前投资的历史或沉淀成本已经支付过了,因其不构成机会成本,所以不应该影响当前或未来的经济转型决策。然而,在经济转型时期,决策者并不能够根据经济转型的预期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进行理性决策,不仅需要考虑因资产专用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交易成本的阻碍影响,还需要考虑过去发生的历史沉淀成本的阻碍影响。因此,为了加快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进程,制度或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应着眼于历史沉淀成本管理,从而切断路径依赖。     

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资金市场供求信号灵敏，资金营运机制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资金调控手段的选择上，设置资金调控手段的目的在于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对这些手段的调整与运用，引导全行资金的合理流动，充分配置全行资金，同时，管辖行还可以这些手段所反映出的各项指标来预测全行资金变动的趋势，从而采取有效措施满足不同形式下资金管理的需要，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调控资金的主要手段的二级存款准备率，系统内资金往来利率，系统内借款，定期存款及相关的规定和管理办法，由于这些调控手段的设置没有完全以资本市场的共求为导向，而是更多的掺杂了行政指令色彩，以及管理部门中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各个商业银行都是中央银行的代理者，因此它们缺乏对这些手段进行适时调整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进程。     

沉淀成本、西部大开发与制度安排

沉淀资本投资的存在，不仅使理性的投资主体考虑投资收益率，而且应该考虑投资成本的回收状况。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由于生产要素具有沉淀成本，必然会影响投资主体的进入，所以，政府的制度安排需要着眼于降低生产要素沉淀投资成本，以促进生产要素充分流动。     

国有独资与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模式研究——来自美日公司治理结构比较的经验

本文从美日公司治理类型角度重新审视美、日企业外部和内部治理结构差别,从而看到美国外部和内部治理结构采取退出体制,日本内部和外部治理结构采取进言体制。同时还看到,美国退出体制是以“强董事会、弱股东会“模式体现出来,而日本进言体制是以“强股东会、弱董事会“模式体现出来。因此,针对中国国有独资与国有控股公司而言,借鉴美国退出体制与日本进言体制的优点,依据现实的经济条件吸纳进言体制和退出体制的各自优势,真正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企业治理模式。     

大型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应从行为经济学视野中的沉淀成本效应角度解释政府对大型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行为,从而与新古典经济理性解释形成互补关系。这样,在软预算约束与公有产权结构、前后期投资不一致以及政策性负担等有关经济解释的基础上,从决策者心理效用角度考察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对软预算约束的影响,从而认为解决软预算约束根本在于补偿沉淀成本,克服决策者的沉淀成本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