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禀赋、地方工业行业发展与行业选择

本文利用中国省际层面和行业层面的26种投入要素,使用机器学习方法揭示地方工业行业的非充分发展和受要素约束状态,进而基于各地区要素禀赋特征揭示各地区代表性工业行业的选择和发展路径。研究发现:(1)各地区工业行业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东部省份有较多的充分发展行业和要素约束行业,东北三省和中西部地区有较多的非充分发展行业。对于非充分发展的工业行业,其发展路径是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或改善要素结构;对于充分发展和要素约束的行业,其发展路径是增加要素投入和改进生产技术。(2)影响不同行业发展的最重要投入要素不尽相同,但整体而言,就业人数、城市工业用地、科技禀赋、物质资本、高速公路里程数是工业行业最重要的投入要素。影响先进制造业最重要的投入要素是就业量、城市工业用地、科技禀赋、物质资本、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3)不同先进制造业存在不同的要素组合最优区间,各地区应根据自身投入要素处于最优区间的位置而选择优先发展行业和发展路径。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省份较多的重要投入要素已进入先进制造业的最优组合区间,可以方便地依据本省特征选择发展路径。贵州、云南等西部欠发达地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投入要素都远离要素组合最优区间,这些地区发展先进制造业将相对困难。     

高技术产业国家价值链网络结构与省域增加值分解——来自电子信息产业的证据

为破解我国在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中面临的低端锁定困境,需要构建并完善国家价值链分工体系。构建中国高技术产业国家价值链内生增值传导网络结构分析框架,并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对省域国内增加值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上游技术研发能力较弱,整体增值能力不强;下游间接关联产业部门数量及关联系数值仍待提高;除中游外,上下游出口国内增加值偏低,国际竞争力较弱;东、中部省域国内完全增加值占据优势,内生增值能力方面各有所长,东北、西部省域国内完全增加值及其内生增值能力均较弱。同时,中国省域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未表现出显著地理地区特征,即使同一地域的省域之间也存在不同程度差异。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来源

文章通过建立一个双变量SVAR（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并运用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方法,我们发现：实际冲击均是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主要来源;1994年以前,名义冲击对实际汇率具有比较大的短期影响,1994以后,这种短期影响非常弱。另外,结果也表明,实际冲击对实际汇率的持久影响主要通过对名义汇率（而非物价）的冲击产生。     

基于政府主导的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研究

政府在提升我国农业竞争力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以政府的行为导向为核心，论述政府在我国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应选择的理性行为模式。     

贝叶斯视角下时变参数VAR建模——兼论“斜率之谜”

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实践要求中国宏观时间序列的建模能够允许参数平滑变化,而传统的VAR模型对此无能为力。本文详细阐述了在贝叶斯估计框架下,如何利用MCMC算法,建立时变参数VAR模型的过程,并利用该模型对徐高(2008)的数据重新进行了拟合,发现其文中提出的斜率之谜现象不复存在,因此时变参数VAR模型在拟合中国宏观时间序列方面更为精准。     

中国上市公司送转行为动因研究——基于高送转样本的检验

关于中国上市公司大量进行股票送转的动机,学术界尚存争论。本文将不同送转理论纳入同一个计量模型,利用2006～2010年进行高送转公司的样本对不同送转理论进行了验证,为解决关于股票送转动机的争论提供了经验证据。实证结果支持了"最适价格假说"与"股本扩张假说",而拒绝"信号传递假说"、"价格幻觉假说"与"股利迎合假说"。此外,本文模型对高送转公司的预测准确度达90%,基于模型预测建立高送转公司的投资组合可以获取较稳定的超额收益。     

寻找股票收益率的临界变化点——基于股票市场的阈值非线性建模

本文基于股市在＂较高的股票收益之后往往伴随着收益的回落,而较低的股票收益之后往往伴随着收益的反弹＂的非线性现象,分别对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和沪深300建立了一个两阈值三体制的非线性模型,找出了各股指收益率变换的临界点,即阈值。同时不同程度地发现,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和沪深300均存在均值回复的现象。     

寻找股票收益率的临界变化点——基于股票市场的阈值非线性建模

本文基于股市在＂较高的股票收益之后往往伴随着收益的回落,而较低的股票收益之后往往伴随着收益的反弹＂的非线性现象,分别对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和沪深300建立了一个两阈值三体制的非线性模型,找出了各股指收益率变换的临界点,即阈值。同时不同程度地发现,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和沪深300均存在均值回复的现象。     

放松融资约束能够增加农民收入吗？——基于广西农村金融改革的实证检验

通常认为,放松农民的融资约束是提高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举措。广西在的农村金融改革为验证放松融资约束能否提高农民收入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采用广西13个改革县和60个非改革县的有关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消除选择性偏误,估计改革的农民增收效应,结果表明：广西农村金融改革的农民增收效应在2年后得到体现,2012年和2013年改革试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分别比非改革县平均多227.86元和270.26元;放松融资约束的农民增收效应存在地区差异,经济越发达、越富裕的地区作用越明显,表明放松融资约束的农民增收效应的发挥受到农户融资需求的制约。因此,在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放松农民的融资约束的同时,还应积极提升农户的有效融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