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治理纠治企业创新短视？基于熊彼特传统的创新型企业理论

本文检验基于熊彼特传统的创新型企业理论提出的战略控制、组织整合和财务承诺等公司治理条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理解技术前沿的企业决策者能够提高企业科技人员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员工分享企业价值增值、高管晋升模式、决策权集中等对创新的影响在不同类型企业中存在差异;第三,融资约束越严重的企业在战略控制、组织整合和财务承诺的实施上冲突越大;第四,企业有相似治理结构但创新绩效差异悬殊,原因可能在于企业实施战略控制、组织整合和财务承诺的方式不同。本文通过纯手工搜集数据构造相关变量指标,首次针对中国情境下的创新型企业理论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研究表明,创新型企业理论所提出的公司治理原则有助于指导、培育和激励企业创新,为我国企业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新的治理思路。     

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制度比较与政策分析

创新是技术进步和企业持久竞争力的来源,但创新活动具有不确定性、长期性和累积性,使企业创新投资受到很强的融资约束。通过比较市场主导和银行主导金融模式对创新融资的影响,梳理金融控制下中国银行业改革历程,发现由政府控制和银行主导的中国银行体系能够强化企业预算约束并低风险地选择和培育企业创新;中国多元化金融体系有利于培育企业创新,但金融部门间的风险隔离仍有必要。     

外贸减速背景下我国政策工具调节效力分析——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对2003～2011年间我国各项政策工具在调节贸易收支方面的综合效力展开实证分析,并结合理论文献充分阐述各项政策发挥效力的传导机制,力图为中国当前政策搭配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与实证依据。本文主要结论是,在调节贸易收支失衡方面,我国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加有效。脉冲响应函数显示,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够有效缩小贸易顺差,而且货币政策冲击在10个月后达到最大效力,2年后达到最大累积效力。财政支出扩张对贸易顺差有"先抑制再推动"的作用,但政策效力十分有限。人民币名义汇率的正向冲击能够对贸易收支造成显著的"倒J曲线效应"。与传统观点不同,国内要素价格上调在1年半左右的时间窗口不会抑制反而会扩大贸易盈余。上述实证结论支持在外贸减速背景下继续推进包括工资在内的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同时建议货币政策制定时应充分考虑对贸易收支的显著影响。     

正规金融体系改革、内部资金乘数效应与中国企业总资产增长——以1994—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例

本文使用1994—2011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中国正规金融体系改革对降低企业内部资金的乘数效应进而对企业总资产增长产生的影响。本文发现不同的改革阶段对企业增长的影响不同:在金融市场化改革初期1994—2000年,金融部门的规模、效率和相对结构变化均对企业资产增长产生正向作用;2001年之后银行的规模扩张和效率提升显著地促进了企业成长,而股市对企业资产增长的作用不明显,金融体系的结构变动对企业增长的影响不大。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金融体系的顶层设计直接影响着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在中国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模式中,金融体系的规模特别是银行部门的规模扩张起了主要作用;调整金融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有利于进一步发挥金融体系促进企业资产增长的功能。     

交易效率、成本变动与企业生产转移

本文发展了一个比较静态模型,在更一般的框架下将交易效率和企业生产成本结合,深入探究了企业生产转移的动因及务件.研究发现,成本交易效率是决定企业进行生产转移的临界条件,企业的生产部门会向成本交易效率高的地区迁移,企业生产部门的转移时机与企业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关系不大,这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