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经济的正规化:广州城市摊贩空间治理模式与效应

流动摊贩的治理一直是我国城市管理的难题。通过对流动摊贩、疏导区摊贩和城市管理者的调查,研究了广州摊贩空间疏导的模式与效应。疏导区是一种通过发挥基层政府和社会的作用,把闲置空间资源转化为摊贩经营场所的治理模式。调查显示,83%的流动摊贩对疏导区持否定和怀疑态度。究其原因,疏导区存在正负效应,前者表现在为摊贩提供了稳定的经营场所、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扩大经营规模的机会,后者表现在租金商业化、空间固定化、区位限制和进入权不平等等剥夺了摊贩低成本、流动性等优势和降低了摊贩对政策的信任。寻求适度正规化,使摊贩进入疏导区后的收益大于损失,应是改善摊贩疏导政策的核心。     

水文化在广州地方性构建中的意义

广州的形成、发展与水息息相关,水文化是广州的重要特质,水文化在广州地方性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自然的社会建构”为理论视角,重点分析广州水体的主要构成——南海、珠江、湖泊、河涌的发展与演化及其对广州地方性建构的作用和意义,在此基础上透视当下广州水文化面临的现实处境,并提出新时期弘扬广州水文化强化广州城市地方性的若干建议。     

国外非正规部门研究的主要学派

根据所依据的理论思想,将当前非正规部门的主要理论学派划分为二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其核心观点、存在的争论及综合途径进行了分析。认为非正规部门的多样性和地理差异性既是争论产生的主要原因,也是实现理论综合的基础。据此从特定地理背景与非正规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非正规经济体系与非正规经济政策建议三方面探讨了我国非正规部门理论研究的议题。     

快速城市化下的武汉城市暴雨渍水空间特征及发生机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内涝已成为继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之后的又一大城市病。武汉是我国内涝频发的城市之一,尤其是2016年夏季发生的城市内涝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损失。文章以武汉中心城区汤逊湖水系为研究范围,利用最邻近指数法、核密度强度分析法、湖泊变化强度指数等方法,探讨2016年6月30日—7月6日期间城市内涝灾害发生最严重时段的渍水特征,并揭示其形成原因和发生机制。研究发现:①城市暴雨渍水类型多样,主要包括居住区渍水、道路渍水和产业园区渍水三类。②渍水点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渍水点以湖泊为中心集中分布,围湖造地区域是渍水发生的重灾区,城市新开发区和在建施工区也是渍水发生的集中区域,水系中下游比上游渍水严重。③湖泊容量萎缩、水系结构简化、水利建设滞后、汇水强度增大、异常气候突发等共同导致暴雨渍水灾害的发生。     

道路“空间修复”中的空间不平等与空间冲突——以广州大桥扩桥为例

从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立场看,城市道路的修建是一个资本积累和空间修复的过程,道路扩建的初衷是改善公共利益,但会对之前的地方社会文化系统、居民日常生活实践产生深远影响。从空间不平等和城市权利的理论视角,聚焦于快速城市化大都市广州一座桥梁扩建过程的始末,深入探讨这样一个试图改善公共利益的空间工程如何导致空间不平等和空间剥夺,引起了怎样的空间冲突,最后引发了怎样的社会抗争的事件。研究发现:扩桥不只是物质空间的再生产,更是社会与文化空间的再生产,政府主导的"空间修复"导致了居民的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地方的消失"。未来,"空间修复"和"社区治理"需高度关注社区公共事件的建构、社区认同感的形成等议题。     

中国城镇非正规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的倒U型关系

非正规经济已成为21世纪世界城镇化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文章从经济和就业两方面揭示了中国城镇非正规经济与城镇化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发现不同城镇化发展阶段下非正规经济的作用不同。在城镇化初级阶段,非正规经济在经济系统的份额随城镇化发展而不断上升;城镇化发展至某一水平后,伴随经济结构转变和全球竞争力增强,非正规经济扩张速度减缓,在经济系统的比重出现下降。这表明非正规经济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城市化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相关政策应对应有所不同。尽管非正规经济/就业在经济/就业系统的份额趋于降低,但不能认为它会完全消失,新的经济模式可能产生新的非正规经济来源。呼吁对非正规经济与城镇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关系开展更多研究。     

超越“星球城市化”:中国城市研究的新方向

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背景下,全球范围的城市与区域联系更加紧密,多尺度、广联系的全球城市网络体系正在出现,城市发展的过程与逻辑发生重大变化,"星球城市化"的概念应运而生。文章在介绍"星球城市化"的相关概念及内涵基础上,聚焦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与演变的整体表现,检视"星球城市化"理论对中国城市化过程的解释力。研究认为,我国40年快速城市化过程印证了"星球城市化"的诸多特征与表现。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和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日渐深入,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地方卷入到全球资本大循环过程,资本导向下的"空间修复"对原有下垫面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与颠覆。对于新时代的中国城市研究,文章认为一方面要分析"星球城市化"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空间形式、表征内容、影响方式与响应机制等,探究空间资本化、资本在地化的发展机理与逻辑过程;另一方面要积极应对和处理"星球城市化"引致的各种矛盾、冲突和问题,为中国健康和可持续新型城镇化进程奠定基础。     

国家级贫困县脱贫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贫困县的脱贫对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引入地理资本的理论视角，利用空间分析和有序Logit回归模型，揭示了2016—2020年脱贫攻坚时期中国国家级贫困县脱贫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贫困县的脱贫集中发生在2017—2019年，在空间上呈现两种集聚特征：一是行政区集聚，即同一地级市范围内的县域脱贫时间相近；二是自然区集聚，即一个自然地理区范围内的县域脱贫时间相近。它们反映了贫困县脱贫与人文和自然地理因素之间的关系。贫困县脱贫受到区域人文和自然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包括地方生产力水平、农业发展基础、经济活力、在区域经济体系中的经济区位等经济地理资本，第二产业就业机会、居民储蓄存款、人口密度等社会地理资本以及平均坡度、平均降水量等生态地理资本。研究结果对促进贫困县持续发展、缩小相对贫困具有参考价值。     

大城市流动摊贩疏导区的演变类型与机制研究——以广州为例

在后疫情时期就业压力剧增的背景下，地摊经济治理成为城市规划和管理研究的热点。广州在2010年实施的疏导区政策是城市摊贩治理的创新实践，实现了空间秩序与民生就业的平衡，但广州疏导区面临着数量萎缩和形式重构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对疏导区的演变状态和机制开展了研究。研究发现，疏导区存在多种发展状态，包括夭折型、衰落型、存续型和升级型等4类疏导区。某一类型的疏导区可能转变为另一类型的疏导区，发生转变的原因主要在于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部经营因素对疏导区的存在价值和经营效益产生了影响。分析了每类疏导区产生的主要原因，并从兼顾发展和社会公平的角度探讨了疏导区规划和建设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