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港通的绩效增长与反向选择效应——兼论实现高质量增长的资本市场改革路径

本文从金融服务实体企业角度探讨了沪港通对“成分股”绩效增长是否存在激励效应和治理效应,以及沪港通的成分股“选择机制”是否存在“反向选择效应”,并综合运用线性调整、逆概率加权、内生处理效应、异质性处理效应等估计方法,得出如下结论:(1)“沪港通”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提升成分股企业的绩效水平;(2)沪港通持股水平高更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水平,表明沪港通持股存在治理效应;(3)政策实施过程存在潜在的福利损失——那些在“沪港通”中受益水平较低的企业更大概率地被选入成分股,从而降低了开放政策所能达到的最优福利水平。这表明以“试点”方式进行资本市场开放,会产生因“反向选择”而导致的福利损失。因此,需要加强改革的“强度”和“广度”,适时提升“沪港通”交易份额,并扩大沪港通成分股范围,以提高微观企业增长水平及增长质量。     

创始人CFO、风险容忍度与企业创新

CFO作为长期从事资本运作与风险管理的职业经理人，其职业特征决定了高避险偏好，在为企业创新提供资本支持时更谨慎，而创始人作为一种与企业有特殊情感连接的管理者，对创新孵化通常持有更为积极的态度。然而，有关“创始人+CFO”这一在初创企业中大量存在的联合身份特征，究竟能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文献却较为鲜见。鉴于此，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对于兼具创始人身份的CFO，尽管受到较强避险意愿的约束，但创始人身份特征带来的风险容忍度会对创新产生正向激励效应，即具有联合身份特征的CFO比普通CFO具有更高的创新激励作用；就激励路径而言，创始人CFO既会加大自身研发投入、以协同技术部门创新的方式实现创新激励，也会通过自身资本运作（参股、控股）促进外延式创新，表现为联营、合营公司的专利水平更高。相关结论在剔除“自选择和非时变不可观测异质性”等内生性后依然成立。结论拓展了创新驱动影响因素的研究维度，可为CFO作为企业战略合作伙伴激励创新提供路径支持。     

资本市场开放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了吗? ——基于"沪港通"政策的异质性影响分析

本文以沪港通政策实施为背景,借助PSM、DID和处理效应等因果推断方法检验了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政策对微观企业融资约束及投资效率的影响.实证发现:沪港通开通可缓解成分股企业的融资约束,但融资约束的缓解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双刃剑"作用——既弱化了企业投资不足,也激励了过度投资.尽管融资约束的缓解对过度投资呈现出一定的直接激励效应,但同时也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了明显的激励作用,并最终通过提升产品创新能力间接缓解了过度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