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竞争与市场分割

财政分权背景下,财权、事权和财力的不匹配使得地方政府采取策略性行为是其作为理性决策人的应然选择,地方政府往往会基于经济增长和税收双重目标而利用税收工具开展税收竞争,进而造成市场分割等问题。考虑到空间依赖性的存在,本文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来考察税收竞争与市场分割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为税收而竞争”在地方政府间存在,而竞争导致的税负下降将加剧市场分割;从分税种来看,所得税对市场分割的直接效应显著负相关,但三大税种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从时空异质性上看,地方政府的策略性行为在时序和区域上有所差异;市场分割敏感程度在时序上动态调整,区域内协同效应有待增强。为避免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恶化、异化和宏观福利损失,需要重视由此导致的市场分割的治理,建立现代化财政体制,深化税收制度改革,打造服务型地方政府等,这些也都是构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支撑。     

破解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金融约束

银行可通过向集群内同一产业的众多中小企业贷款而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而且由于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可在基准利率上适当上浮，从而使得收益加大。[编者按]     

食品安全规制与行业生产率——来自中国食品工业的经验数据

本文的目的是确定食品安全规制强度的增加对生产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利用中国食品工业1993~2011年的面板数据来测量食品工业生产率的变化。首先通过聚类分析识别出食品工业生产率变化的几个阶段与现实中食品规制强度的变化阶段基本相符,然后对食品工业的TFP进行分解来分析规制强度对生产率的影响,最后研究结论发现食品安全规制强度增加可以提高生产率,然而当规制加强到一定程度后,如果继续增加规制的强度,则会使生产效率降低。食品行业生产率随规制强度增加表现为倒U形变化趋势。     

从代际公平分配角度质疑新古典资源定价模式

对自然资源定价研究 ,学者往往借助于新古典价格体系。尽管价格体系运行有交易成本 ,但坚持新古典范式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降低交易成本方法 ,如界定产权和内部化等。这些经济理论都假设资源稀缺 ,没有考虑资源枯竭性质 ,仅仅考虑的是当代人的生产、消费状况 ,忽略当代人的这种行为对后代人资源消费、贸易和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 ,一方面 ,当代人在自己生命周期内追求效用和利润最大化 ,不会把自然资源留给后代人 ,造成后代人没有可消费的资源 ;另一方面 ,即使新制度经济学使用界定产权方法 ,由于后代人并没有出现在市场上 ,无法讨价还价以矫正代际外部性 ,因而很容易造成过度使用枯竭资源 ,不可能很好解决资源代际最优分配问题。本文试图从代际公平分配角度对新古典价格机制与产权配置提出质疑 ,一是 ,以自然资源稀缺为假设前提的新古典范式不能保证当代人消费不影响后代人 ,政府干预十分必要 ;二是 ,从资源枯竭角度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意义 ,需要重视资源管制与补偿机制 ,以便让更多经济学者和政府决策者关注资源枯竭或消耗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潜在威胁。     

借用规模、网络外部性与城市群集聚经济

我国行政区经济正积极向城市群经济转变,过去"单体城市"发展模式下的集聚经济理论已经不再适用于解释当下我国城市群的迅速崛起,尤其是不能解释城市群内中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动力来源。利用2003—2015年我国八大国家级城市群~①及其周边非城市群的197个地级市基础数据,采用系统GMM等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借用规模、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群集聚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在城市群内借用规模和网络外部性使得集聚经济的范围不断扩大,不论彼此是否相邻,中小城市都能享受和大城市一起所产生的集聚经济的好处;其次,多中心城市群倾向于出现借用规模行为,而单中心城市群则倾向于出现集聚阴影,此外,借用规模行为作用下的集聚经济效应需要充分考量通达性的影响;最后,城市群网络外部性有利于提高城市群内城市的经济效益,且对集聚水平偏低的中小城市作用效果更加明显。     

美、日企业退出与呼吁体制比较及对中国企业改革的启示

本文从呼吁体制和退出体制角度重新审视美、日企业外部和内部治理结构差别，从而看到美国主要采取退出体制，日本主要采取呼吁体制。同时还指出，两国在企业外部和内部治理方面具有相互融合的倾向，考虑退出体制和呼吁体制各自的优点。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特别是对国有企业改革而言，借鉴美国退出体制与日本呼吁体制，依据现实的经济条件吸纳呼吁体制和退出体制的优点，我们才能有效地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     

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演化及启示

<正> 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是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理论认识,它的演化过程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发展过程。了解这一过程,对于认识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丰富和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理论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演化过程,概括起来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论”到西方传统经济学“市场自发论”的确立;第二个阶段由传统经济学“市场自发论”的失效到凯恩斯经济学的革命;第三个阶段由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论”的失灵到新自由主义“市场自发论”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