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房屋拆迁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作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产物,房屋拆迁可能会影响拆迁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数据,实证分析了房屋拆迁这一外生事件冲击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我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研究发现,与未拆迁家庭相比,拆迁家庭创业的概率显著降低.进一步分析发现,拆迁家庭现有的住房状态,对拆迁与家庭创业之间的负向关系有显著的影响:与现在没有住房的家庭相比,拆迁对现有住房的家庭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小.因此我们认为,拆迁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租房家庭的负向影响最大、1套房家庭次之、多套房家庭的影响最小.     

金融普惠可以提高减贫质量吗?——基于多维贫困的分析

切实提高减贫质量对我国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和守住脱贫成果至关重要。金融普惠作为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和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是否有助于提高减贫质量仍是有待回答的问题。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从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两方面出发研究了金融普惠对我国农村减贫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普惠可以同时降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并且对多维贫困问题严重的农村家庭有更大的作用;区分不同贫困和不同金融服务发现,金融普惠可以显著降低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及生活质量贫困,对健康贫困的影响则不显著;银行营业网点与金融服务点渗透、以及储蓄、贷款、保险及数字金融服务使用可以提高减贫质量,而其他金融机构渗透、信用卡使用及银行服务评价的作用相对有限。进一步地,文章研究了金融普惠减贫质量效应的环境条件,发现村庄市场及制度环境和家庭需求环境改善有助于充分发挥金融普惠的积极作用,相反则可能构成一定的制约。最后,文章检验了金融普惠的影响机制,发现促进农村家庭人力与物质资本积累、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文章结论为我国提高减贫质量提供了可靠的政策工具,同时也可促进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长期减贫的未雨绸缪——来自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证据

巩固脱贫成果和解决相对贫困是2020年后中国长期减贫面临的主要挑战,为此东部地区率先进行了实践创新。本文以2003—2016年中国东部80个地级市的数据为样本,利用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合成控制法识别了试验区政策的减贫效应、影响机制及作用渠道。结果显示:政策的实施显著实现了收入减贫与多维减贫,即农户收入得到提高和跌入多维贫困概率降低;丽水试验区的减贫效果最明显,阜新和清远的减贫效果一般;试验区内家庭的各类收入增加,贫困脆弱性和慢性贫困降低。进一步分析表明,减贫效果差异的宏观影响机制是包容性增长,政策主要通过保险覆盖、金融参与和社会网络等渠道对家户增收和减贫产生间接影响。本文的结论对于制定差别化扶贫政策、创新贫困监测机制、构建多元协同扶贫机制以及建立城乡统筹反贫困体系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普惠保险如何作用于农村反贫困长效机制建设?——基于贫困脆弱性的研究

反贫困长效机制建设事关我国脱贫质量和能否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本文利用在四川、河南、甘肃和青海四省份调研搜集的农村家庭微观数据,从贫困脆弱性出发,通过构建村庄普惠保险指数,研究了普惠保险如何作用于我国农村反贫困长效机制建设,并分析了普惠保险与保险深度、保险密度对降低贫困脆弱性的区别,以及普惠保险在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普惠保险有助于降低我国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并且该影响不会随着普惠保险发展水平提高而减弱.村庄普惠保险指数增加一个标准差,将会促进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降低33.24％.此外,普惠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并非是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等因素所致,而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对贫困脆弱性呈现出差异性影响,提高保险深度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保险密度则会增加贫困脆弱性.进一步地,研究还发现,普惠保险可以通过提高农村家庭风险处置能力的机制对降低贫困脆弱性发挥作用;同时,普惠保险还可以在普惠金融中发挥重要作用,普惠保险能够和扶贫小额贷款、正规与非正规贷款以及数字金融或保险等其他金融服务发挥互补功能,共同降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最后,普惠保险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保险认知能力强和保险素养高的农村家庭具有更大的作用.本文结论能对我国推进普惠保险发展和反贫困长效机制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金融普惠、风险应对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

贫困脆弱性研究关注农村家庭在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在贫困研究中具有前瞻性,贫困脆弱性指标也是衡量脱贫机制长效性的重要工具。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研究金融普惠对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首先,基于因子分析法,本文从金融服务的渗透度、使用度和满意度三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了村庄层面的金融普惠指数,发现金融普惠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改善金融普惠状况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其次,进一步通过区分金融普惠的不同维度发现,金融普惠的渗透度对降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更大的作用,尤其是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的渗透度;在金融普惠的使用度上,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数字金融服务可以比传统金融服务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金融普惠通过提高农村家庭风险应对水平缓解风险性问题,进而对降低其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本文研究表明,以增加金融服务广度为目的的金融普惠发展,作为中国当下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对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具有重要作用。     

农地流转如何影响农村家庭养老计划——基于农地转出与农地转入视角的综合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和2015年数据,研究了农地流转对农村家庭养老计划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农地流转虽然对农村家庭制定养老计划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于有养老计划的农村家庭,农地流转可以显著改变他们的养老计划方式。渠道分析表明,农地转出主要是通过弱化传统养老保障和促进非农经营活动参与的机制对农村家庭通过自己储蓄和投资的养老计划方式产生积极影响,而农地转入则主要通过缓解信贷约束和提升农业经营抗风险能力发挥积极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农地流转对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较低及流转面积较高地区的农村家庭的影响更大。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估计及更改模型设定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都证实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为推进我国农地流转、健全发展农村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持。     

去杠杆政策下房地产企业的销售分化及其对债务风险的影响北大核心

在去杠杆政策背景下,2021年中国恒大等26家百强房企陷入财务困境,探究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国百强房企及其所属的1044个楼盘为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三道红线”(去杠杆政策)对房企销售的影响及其原因,进而从经营视角解释了房企的财务困境。研究发现,“三道红线”显著提高了国有房企的销售额,降低了民营房企的销售额。楼盘层面的数据能较好地控制住房需求因素的影响,也支持上述结果;在对两组样本进行匹配或者重新分组后,上述结果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三道红线”主要通过限制房企的融资而限制了可售存货的供应和销售的增长;此外,在购房者认识到房企的债务风险后房企的档次也能作为一种风险识别信号抑制购房需求。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去杠杆政策下过严的融资限制会恶化企业的经营现金流,反而提高企业的债务风险。这为现有政策的优化和后续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