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形势研瞻与政策选择

本文通过对转型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形势研瞻--全球化与本土化之辩,论证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必须确立公平的价值取向。以此为基础,作者从制度本位的回归、制度安排的选择、特殊手段的参与三个角度考量了转型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现实政策选择。     

西方“前近代经济-社会史”的理论范式及其“中国化”：一个历史与逻辑的述评框架

关于“前近代经济-社会史”的研究，西方学界首开其端，形成若干种流派。进入中国以后，与本土问题相结合，表现更加多样。本文根据语义分析学中“同一‘能指’背后的‘所指转换’无限可能，以及在‘能指冲突’中理解‘所指’”的方法，一方面将各流派对前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理解作为一个维度，形成“共同体本位”与“个体本位”之事实差异；另一方面，将各流派对自由的态度作为一个维度，形成“对自由的认同”与“对反自由的认同”之价值差异。两维交叉，构成一个历史与逻辑的述评框架，从中或许可以窥见各派之间的共同点与分歧所在。     

我国第三部门的生存弱势与路径选择--一种组织结构功能的分析框架

在组织结构功能的解释框架基础上,由运作机制和功能目的两个维度四个象限入手,分析了第三部门的产生合理性。以此为切入点,揭示了我国第三部门先天不足、第四种力量对抗、后天不可逆转等等异化特征。在这一弱势生存期,指出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第三部门发展路径———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是一种总体政策选择,政府扶持与自身发力同时并进。     

中国社会保障瓶颈及解决对策研究

在现今中国社会结构断裂的背景下。本以社会资源的变迁为分析手段，分别从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化资源变迁的角度论述了中国社会保障先天不足的成因。作认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发育缓慢、精英群体的责任缺失、政府自主性的降低、国民心理预防能力的下降等因素是社会保障瓶颈的重要致因。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保障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策。     

土地制度·卡里斯玛·村社经济:困境与反思——来自小岗村的经济社会调查

建国以来小岗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传统"经济所有制"理论的各个命题都是可疑的,中国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在产权方面异常模糊,它既不是公民通过对政府的"委托—授权"而形成的"公有",也不是公民之间通过自由契约而形成的"私有"。在产权模糊的背景下推动的招商引资与土地流转,造成先以"集体"的名义剥夺农户私权、再以"市场"的名义侵犯"集体"公产的后果。这种"越流转就越不公平"的权贵市场化道路,激起"冻结农户与村集体地权,国家所有,定期重分"的民粹主义呼声,使改革进入异常尴尬的境地。因此,用"地权归农"的思想反对权贵市场化、用"福利重农"的社会民主主义反对民粹化,就应该成为推动改革的"重叠共识"。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卡里斯玛型"的村社认同资源非常重要,它一方面对于外部的国家管制和"流官"侵害村社利益形成制御,有利于地方权益的维护,另一方面,对于抑制村社碎片化、整合组织资源、参与外部市场、壮大村级经济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重商、自由重农与福利重农的思想内涵与比较研究——“经济—社会史”的综合分析框架

重商主义、自由重农主义与福利重农主义背后的管制、放任与干预逻辑早已在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中出现,只是囿于当时的"共同体本位"结构,因此市场与宪政难以并存、国家市场体系与福利性政府干预互为扞格,最终造成帝国晚期的财政危机与社会崩溃。中世纪晚期的重商主义与近代魁奈式自由重农主义的分歧其实并不在于重视商业还是重视农业之别,而在于重视"管制民权、放任国(官)权"还是重视"保障民权、限制国(官)权"之别。当代的福利重农政策是宪政主义逻辑下大政府责任的体现,因此与前宪政时代重商体系下的大政府弄权截然有别。当代中国应反思管制主义的历史教训,吸取自由重农主义与福利重农主义的双重政治经验。     

中国社会资源变迁下的社会保障瓶颈及其对策研究

分别从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变迁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安全阀机制——社会保障先天不足的成因。认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发育缓慢、精英群体的责任缺失、政府自主性的降低、国民心理预防能力的下降等等因素是社会保障瓶颈的重要致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变迁:体系结构与制度评估——“三元结构”制度安排下契约变迁的路径分析

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个关于不同社会群体的权利和义务的基本社会契约,以这种契约的变迁为划分方式,社会保障在中国农村有其非常独特的制度变迁路径。以此为逻辑起点,本项研究通过对农村集体、家庭、土地、政府、市场与社会等诸多保障制度的考察,将建国50多年来的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过程依次划分为集体契约型的隐性“普惠”保障、分权型的显性“利益分割或损益不均”保障和社会契约型的制度化“利益调整重构”保障三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体系结构进行相应的制度评估,继而检视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路径。     

公益慈善史比较：史观、制度与主体选择--兼论“社会进化论”与“文化类型观”

公益慈善史比较，在“社会进化论”与“文化类型说”两种史观的影响下，形成了“公益—私利”与“儒教—耶教”的事实分野，以及“扬公灭私—褒私抑公”与“贬儒褒耶—贬耶褒儒—儒耶并褒”的价值分歧。应该说，上述理论在经验与逻辑上均有缺陷，并在实践中带来很多问题。但应该为此负责的，绝不是人们对理想主义或世俗主义的追求，而是不受制约的霸权制度借“理想主义”（不管是科学的还是道德的“乌托邦”）或“世俗主义”（不管是社会公益至上还是民族利益本位）之名实行强制，造成科学与良知、理论与实践、公益与私益、个人利益与民族权益的多重灾难。追求“由劣而优”的制度变革，应当是人类的普世理想。但“普世的理想”并不等于“普世的客观进化规律”，每一民族的历史道路都有其特殊性，它可能由劣而优，也可能由优而劣。阻碍人们实现由劣而优之制度变革的主要因素也不是某种“文化基因”、“客观规律”或“意识形态依赖”，而主要就是“既得利益依赖”，因此才会出现所谓“知其不应为而为之”（明知是劣的制度却去迎合）和“知其应为而不为”（明知是优的制度却不争取）的知行悖论。然而，所谓“既得利益依赖”也仅仅是“依赖”而并非“锁定”，能够选择是人与动物的分水岭，虽然人们的选择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完全自主，但人绝不是任何“决定论”程序锁定下的机器，用“普遍客观规律”或“特殊文化基因”为强权与犬儒开脱，是放弃选择权利、同时推卸社会责任的做法。制度的变革、社会的进步最终还是取决于作为历史进程参与者的每一个人的每一次选择所形成的努力之和。作为人类智力与精神产品的“社会进化论”或“文化类型观”，是可以通过“能指革命”的方式，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思想支援的。     

“集体”农地、农民税权、福利与乡村自治：基于公民权的考察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一直在“集体所有-私有”之间展开争论,其实契约性集体与身份性“集体”的区别远远大于个人与集体之别,如果是契约性的,那么村集体对上可以制约官权、对下可以保障农民个人权益;如果是身份性的,那么“村集体”就是对下制约民权、对上依附官权的国家权力末梢,很可能形成先用强权“化（民）私为公”、再用强权“化公为（官）私”的中转站,最终不管是农民个人利益还是真正的村集体利益,都成为权力刀俎上的鱼肉。目前的体制下,不管是中央“放任”地方的“土地协议批租制”,还是中央“管制”地方的“土地公开拍卖制”,首先都要以“权利制约权力（不管是中央政府权力还是地方政府权力）”为前提,否则只会陷入“国进民退-国退民退官进”的传统怪圈。农业税废除以后,政府对农民的索取仍然超过市民、而对农民的保护仍然弱于市民,以后改革的方向也不仅仅是让农民向“市民”看齐,更重要的是农民应该与“市民”一起争取基本的公民权利：在“无代表不纳税”的基础上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在“无公开不支付”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体化。要求地权属于农民的消极权利,要求社保属于农民的积极权利,不管是“用土地替代社保”还是“以土地‘交换’社保”,本质上都是对上述两种公民权利的侵犯。即使中国目前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撑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优先考虑城市人,最后考虑农民”的做法也是不能被任何现代文明所容许的。目前乡村内生性的自组织资源极度缺乏,原子化的农户在与组织化的其他群体发生利益冲突时,往往成为最大的利益受损方。要走出这种困境,首先就应该尊重农民的自组织权利,不论是血缘化、伦理性的宗族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