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新思维“中国模式”的再解读

中国经历改革开放不断探索形成的独特的社会经济转型和发展模式,是对自身经济社会改革发展道路、现代化建设路径的概括。本文在对"中国模式"内涵解读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来探讨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和实践价值,并以此展望其对全球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路径的启示意义和示范作用。     

浅析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与走势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深刻影响世界与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走势如何,如何找准中国定位并制定相应策略以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今学界研究的重中之重,也为进一步拓宽并延展中国自身经济转型研究提供思路和分析。     

平台经济视域下的数字内容产业协同创新演化博弈研究北大核心

我国平台经济视域下的数字内容产业协同创新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本文依据平台经济理论,提出了包含创新资源供给方、创新资源需求方和平台企业的数字内容产业协同演化三方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主体产业协同创新的演化路径和演化稳定策略,明确了影响不同创新主体演化行为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从建立健全创新资源供给的奖惩补偿机制、完善平台企业的监督考核机制以及跟踪分析创新资源需求方利用创新资源状况3个方面提出提高产业协同创新水平的具体建议。     

广州对外经济贸易发展问题与展望

后金融危机时代广州市在“稳增长、调结构、促平衡”的目标指导下，努力克服外部市场萎缩不振的困境，在对外经济贸易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实现了一定的创新和发展。“十二五”期间，广州市应紧紧围绕建设国际商贸中心这一主题，加快实施外经贸发展战略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变，改善调整贸易和进出口结构，培育完善营商环境，促进外经贸的平衡、协调和永续发展。     

浅析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危机治理的角色定位

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对世界各国和相关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中国作为正在发展中的地区性大国有责任且有必要积极参与到国际金融危机治理中,通过合理、有效的角色定位来发挥自身的建设性作用。     

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现实困局与优化路径

数字化时代,数字政府成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措施之一,对政府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数字技术层面的不稳定、不成熟,数字政府建设协同管理界限不清,数据质量低劣,存在泄露、篡改及存储运输等风险,再加上数据支撑和数据共享存在安全漏洞,社会数字鸿沟明显,数据科技意识和应用能力低下,缺乏可信度和透明度。导致我国数字政府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公共数据难以全面开放共享,数字政府网络体系出现安全风险,数字政府数据资源利用率低。为此,应加强数字资源利用与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数字政府法律政策,借鉴国内外成功事例,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引擎。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危机治理与西方危机治理模式的比较

与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西方金融危机治理模式相比,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危机治理有着自身独特的理念和行为方式,并能够在治理实践中不断拓展和深化。通过两者的对比分析,在借鉴西方有益经验和摒弃失误局限的基础上,中国才能在参与国际金融危机治理过程中发挥自身的优势、做出建设性的贡献。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战略思考

本文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提出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战略思考,认为中国应在抓住机遇,迎难而上,充分发挥自身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提升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效能和水平,为自身金融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全球金融架构的良性、有序构筑和金融系统的合理、通畅运行提供更有力的支持,进而促进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和发展。     

浅析当代经济发展模式之争——从《增长的极限》到可持续发展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工业化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和负面影响,已经引发了人们对生态环境及相关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增长的极限》一书所引起的世界范围的争论,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全球生态系统的承载力是有限的,相应地地球上资源数量也有一定限度。从长远来看,能源与资源短缺与经济持续增长矛盾所引发的全球危机必然成为人类的严峻挑战。因此,改变旧的经济增长模式,探索新模式,是目前的当务之急。而可持续发展则应成为现在乃至未来能够为全人类谋福祉的可行模式。     

国际金融治理的新趋向——中国参与G20机制的改革与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使得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受到了极大阻碍。在治理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G20为代表的全球治理机制安排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依据循序渐进、互利共赢的原则参与到G20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推动其逐步由短期应急转向长期治理,被动反应转向主动决策的机制化和功能化方向发展,有助于其在促进全球金融治理过程中发挥更为显著的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