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投资能否绕过“索洛悖论”——基于“宽带中国”的准自然实验

我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向城市化的关键转型期,新一代信息技术投资能否承担城市化阶段生产率提升的重任?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283座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宽带中国”战略试点这一外生政策冲击,深入考察了新一代信息技术投资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新一代信息技术投资有效提升了城市生产率,否认了“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在中国的存在,此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新一代信息技术投资可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融合发展进而促进城市生产率提高。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探究影响新一代信息技术投资有效性的相关因素,研究表明一座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经济服务化水平、市场化水平越高,其生产率提升效应越明显。因此,应鼓励引导新一代信息技术投资,全面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创新型人力资本积累,为城市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提供人才支撑;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以市场之手助力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数字基础设施与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启示

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基础性的战略意义。文章从信息摩擦视角出发阐明数字基础设施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的作用机理，并基于2008—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和异质性冲击。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有效推进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数字基础设施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的赋能效果在沿海地区更为凸显；数字基础设施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的赋能效果存在阶段性差异。文章还通过建立调节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探究了影响数字基础设施有效性发挥的相关因素。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信息传播高度依赖于数字人才和数字产品的支撑，数字人才和数字产品是数字基础设施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对邻近地区的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存在正向影响。文章旨在为数字经济时代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提供政策参考依据。     

农村减贫的金融支撑：传统普惠金融还是数字普惠金融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新时期扶贫工作的重点将从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本文在概念辨析基础上，阐述了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减缓农村相对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异质性，并采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检验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两种普惠金融形态对农村相对贫困减缓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均有助于减缓农村相对贫困，但传统普惠金融在农村减贫中发挥的作用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用户认知能力及个人终端要求是限制数字普惠金融有效发挥减贫作用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