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地域功能的时空格局与演进特征 ——以106国道沿线典型样带区为例

研究目的：揭示不同时间段农业地域多功能的地域差异和演进特征,提出农业地域多功能协同发展的对策,为科学引导地区分工、强化主导功能、凸显地域价值、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农业地域多功能性指数计算模型,农业地域多功能演变的时空差异诊断模型,Gi*指数模型。研究结果：（1）农产品供给功能提升幅度较大,其重心进一步向平原农区集中;京津冀都市区、邯郸经济区劳动力就业和社会保障功能大幅度提升;山地丘陵区生态保育功能进一步凸显;文化传承和休闲功能优势区向各市辖区及其周边县域集中。（2）京津冀都市区、邯郸市及其周边地区为多功能指数热点区,而京津冀都市区与邯郸经济区之间的县市以及样带河南段大部分县市为多功能指数冷点区。研究结论：106国道沿线典型区不同类型区农业地域主导功能定位不同,需借助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粮食补贴等政策手段引导地域功能与社会经济需求、地域资源禀赋相适应,促进主导功能区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     

集体林区林地经营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地块尺度的微观调查数据

研究目的:基于辽宁省30个村庄270个农户703个地块调查数据,以地块为基本单元,揭示林地经营效率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提高土地经营效率提供依据。研究方法: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SFA)和Tobit计量模型。研究结果:从林农特征看,家庭劳动力投入占比能显著提高林地经营效率,而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联户均未发挥显著作用。从地块特征看,林地流转未能发挥其正效应,离家、离公路越近的林地其经营效率越高,公益林的经营效率远低于商品林。从自然特性看,坡度、灾害对经营效率有负向作用,灌溉为正向作用,但均不显著。从产权安全性看,产权证、经营期限、土地权利系数均有正向作用,但都不能有效促进经营效率的提高。从政策扶持看,森林保险对林地经营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作用;林权抵押贷款和林业补贴未起到显著作用,其中无补贴的林地经营效率高于有补贴的林地。研究结论:重视微观地块林农特征、地块特征、自然特性、产权安全性、政策补贴,对促进林地经营效率的提高和林业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智慧生态城市的实践基础与理论建构

智慧和生态是中国当代新型城市建设的基本主题,代表着我国城市发展的主导方向。随着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所以当下人们对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逐渐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所谓的"智慧"就是依托现代科学技术,让人类拥有更先进的信息化技术手段,追求城市功能的更加完善、更加智能。而所谓的"生态"就是追求绿色化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智慧生态城市的时代背景、认知基础、基本理论、技术方法、发展趋势和实施策略等方面做梳理分析,以期探究智慧生态城市发展的基本理论与技术方法。     

基于街道尺度的北京市核心区人口增长时空特征分析

基于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街道(乡镇)数据,运用象位分析法和缓冲区分析法细致地考察了北京市六环以内核心区的人口增长及其变动规律。结果显示:①21世纪以来是北京市人口增长最快时期,年均增长近60万人,其中2015年是一个拐点年份,结束了2000年以来连续14年人口增长超过20万人且年均增长高达56. 3万人的超高速增长阶段;②核心区以21. 47%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市83. 76%的常住人口,年均增速高达44. 5‰,占全市人口比重10年间增长了5. 42个百分点;③核心区人口快速增长区域主要位于正北及正东方位,包括中关村、西二旗、上地、回龙观、天通苑以及国贸、通州等大型人口居住区和就业区,而包含亦庄新城在内的核心区南部方位,人口增长并不突出,但人口集聚速度显著;④核心区人口集聚力持续提升,其中三环至六环区域集中了全市56. 89%的人口,六环外区域人口比重下降了4. 5个百分点;⑤核心区人口分布及增长呈现明显的"外围化"特征及"摊大饼"蔓延式扩张,这是未来北京市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和人口管控需要考虑的重要命题。     

干旱、半干旱地区城市园林绿化的探索与思考

旨在对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城市园林绿化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干旱、半干旱地区城市园林绿化的对策。主要通过合理利用城市水资源,充分利用非常规水资源,大力推广节水型灌溉方式,优化植物配置,合理选配树种等措施,实现干旱、半干旱地区城市园林绿化的持续健康发展。     

粮食主产区农村经济发展态势及其政策影响分析

基于全国粮食主产区1980、1990、1996、2000和2008年县域数据,通过分析其农村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演进特征,对粮食主产区农村经济增长的政策影响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1980年以来粮食主产区农村经济增长区域差异整体趋于收敛,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之间的差异在1980—1990年有所降低,1990年之后逐年增大,表现出粮食主产区农村经济的相对低谷性。1996—2008年,粮食主产区第一产业比重由38.6%降为19.9%,农业劳动力比重由73.4%减至57%,而乡村人口比重则由85.7%缓慢降至82.3%。粮食主产区总体发展缓慢的根源在于耕地保护制度、粮食生产约束等政策性限制对该区域发展权益的剥夺,而相关政策对于解决其农村发展深层次矛盾与问题存在局限性,未能处理好国家、地方政府、农户三者的利益关系,导致粮食主产区难以发挥农业产量高和质量优的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后发优势,从而陷入增产不增收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