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学的方法论：描述与分析——评《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

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三位先生主编 ,若干位学者参与写作的《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上、中、下 )三册已经出版。这部著作的问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之所以这样说 ,并不仅仅是因为本书的出版是在 2 0 0 0年 ,而是因为 ,无论就其所依据的理论还是写作样式 ,本书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一、经济史学的方法论本书分为农业篇、手工业篇、商品流通篇、土地分配篇、地主经济篇和农民经济篇共六篇。生产———流通———分配———经济运行机制构成本书的基本框架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贯穿…     

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

赣南位于江西省的南部,包括赣州地区的全部以及属于抚州地区的广昌和吉安地区的遂川等二十一个县市。该区地形由一系列大的山脉组成,包括赣粤交界处属于南岭山脉的大庾岭、九连山、闽赣边界的武夷山、斜贯赣南北部的雩山山脉以及赣南西部湘赣交界处的万洋山。该区山地面积广大,占全省山地总面积的40%,海拔较高,除若干河谷及盆地以外,概在500米以上;高度较大的山地分布在四周边缘部分,山峰林立,平均海拔多在千米左右.地势高峻的赣南山区,构成了明清时期流民活动的广阔舞台。本文旨在通过对于流民活动的研究,勾划出赣南山区农业生产发展的基本轮廓,并探讨该区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以期对赣南山区农业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作出科学的说明,也希望本文能为制定今后赣南山区农业及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     

清中叶以来的江南市镇人口——以吴江县为例

市镇周边乡村农民以兼业的方式部分或暂时实现由农民向手工业工人的转化,其实质是江南的“乡村工业化”而非“人口城市化”。没有现代工业支持的江南市镇,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是有限的,所能容纳的人口也是有限的,因而对整个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太平天国战前的中国人口

一、问题的提出1851年至1863年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一场内战，战争中的屠杀、饥荒和瘟疫使得长江中下游地区残破不堪；同时或稍后发生于中国北方的捻军起义和回民起义，又使得华北及西北数省卷入长时期的战乱当中，人民大量死亡。经历了18世纪后期的人口低谷之后，中国人口开始了它的恢复性增长。因此，对于太平天国战前和战后中国人口数的确定，就成为研究中国近代人口的起点。太平天国战争造成的人口死亡，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笔者有专文加以论述①。本文仅讨论太平天国战前即1850年的中国人口数问题。按照何炳棣对干13…     

传统中国地权问题再讨论——对刘志相关批评的回应

针对刘志论文对我的误读与批评,本文再次解释传统中国的地权结构。本文强调,在刘志论文发表之前,学术界并没有忽视地权的分割。我的产权模型解决了地租、押金与利率的关系。在这个模型中,普通租佃和永佃、田底、田面与典,可以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得到解释。摘引零星资料,以人文主义的勇敢来挑战社会科学的结构与体系,很不合适。     

《闽中海错疏》中的鱼类分类体系探析

《闽中海错疏》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水产动物志,作者屠本畯将所记载的水产动物归纳为3到5个分类阶元。其构建的分类方法主要有二:其一,构建一种鱼为模型,以"似"为媒介分别描述各种鱼类,即以"主似关系"为指标的分类法;其二,提炼一种鱼群的大类名称,再加以描述各种鱼,即以"同一类群"为指标的分类法。此外,再辅以身体颜色、器官特征、行为特征等鱼类共性特征为分类指标。与现代鱼类分类体系比较,《闽中海错疏》的分类体系具有以下特点:注重个体,低级阶元界限较为模糊;分类指标较为宏观,不如现代分类体系分类性状之微观,可能源于解剖学在我国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物种介绍蕴含了物种亲缘关系的构建并能突出中国注重饮食文化的传统。     

清代中期四川分府人口——以1812年数据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于嘉庆《四川通志》、府志、县志、《乾隆民数册》、嘉庆《大清一统志》等四种文献所载数据的分析，证明施坚雅在《四川省通民数册》中发现的错误在地方志中同样存在。施坚雅认为，嘉庆时期四川的户口数据是合理的，户口调查是认真的。然而，本文却证明嘉庆《四川通志》既存在对一大批县级户口的浮夸，也存在对一大批县级户口的低估，不加分析地使用嘉庆十七年户口数据仍是不妥当的。     

明清时期移民氏族的人口增长——长江中下游地区族谱资料分析之一

无论在明代初年还是在清代前期的移民运动中,长江中下游都是一个至为重要的区域。概括地说,明代初年,主要是浙江、苏南、皖南及江西人口向苏北、安徽、湖北、湖南地区迁移;清代前期,则主要是以闽西、粤东客家人为主体的人口迁入湘、赣、浙三省丘陵山地,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及客家人迁往四川及陕南。本文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研究对象,本区人口迁往其他地区的不在讨论之列。本文的目的是研究移民迁入新地以后人口自然增殖     

洪武时期东南府、县治城市人口数量研究——以京师、福建和江西为例

在假定明代初年至明代中期城坊、乡里的增加或归并速度是一致的前提下，根据明代中期的坊里资料，就可以推算出明代初年的府、县治城市人口。本文的研究表明：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年），东南地区人口密集区的府治城市大约有１—２万人口，普通县治人口大约为４０００人，少数大县县治城市的人口接近普通府城，可能达到９０００人。人口稀疏区的府、县治城市人口较少。从总体上看，普通府、县治城市人口的多少与当地总人口的多少成正比，但却不与区域人口的总量保持稳定的比例关系。明代初年东南地区为数众多的普通府、县治城市体现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和少部分非农人口构成社会稳定的基本框架。普通府、县治城市是区域的政治中心，故各类城市人口数量的差别并不明显；普通府、县治城市又是区域的经济中心，因此，各地区城市人口比例的高低可以大致反映各区域商业发展的程度。     

玉米和番薯传入中国路线新探

玉米(Zea mays)和番薯(Ipomoea batatas)原产于美洲,十六世纪,辗转传入中国。关于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的史实,史家一直议论纷纭。笔者就所涉资料,略抒一孔之见。 史学界认为,玉米传入中国的路线不外以下三条途径:一是由西班牙传入麦加,再由麦加经中亚传入我国西北地区;一是由欧洲传入印度、缅甸,再从缅甸传入我国西南地区,一是由欧洲传至菲律宾,再从菲律宾传入我国沿海地区。最初西方学者推测玉米由中亚传入中国西北;1906年,洛佛提出玉米由西南陆路传入中国的新观点。以后,何炳棣先生提出玉米西南陆路及东南海路传入中国说:万国鼎则力主玉米东南海路传入说。八十年代,陈树平提出玉米分别由东南海路,西南陆路及西北陆路分别传入中国的新观点,遂为史学界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