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南宋立国153年，以往人们对它的历史地位评价颇低。一是认为它是一个凭人欺侮的软弱之国。二是认为它是一个沉耽安逸，不思进取的偏安政权。因为，长期以来，南宋国家和南宋历史一直不为人们所重视。实际止，这种评价缺乏对南宋内外环境的总体认识，只是就南宋而论南宋，缺乏对南宋国家的全面了解，忽视了南宋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忽视了南宋人民在抗击金和蒙元的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崇高民族气节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更忽视了南宋在传承中华文明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仅就国祚而论，南宋如果不是遇到了空前强大的蒙元入侵，肯定还要长久一些，这就非常值得引起人们深思。由此可见，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并不低，可以说：它对后世乃至今天的影响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     

陆游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考

数年前，杭州孩儿巷98号老民宅的发现，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虽然最后考证的结果证明它并非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昔日在孩儿巷的旧居，却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研究陆游特别是他与杭州关系的热潮。最近，围绕杭州市下城区正在着手筹建陆游纪念馆一事，一些对杭州地方史饶有兴趣的同志，纷纷献计献策，提供史料，以协助办好这件颇有教育意义之事。于是，以前一直争论不休的有关陆游到过杭州次数和住处，在杭州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况，以及他的卒年和享年等问题，又提到了讨论的日程。为此，笔拟略呈管见，以求教于方家学。     

略论宋代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以范仲淹等人的政治活动为中心

自汉高祖刘邦倡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后，其说多为汉、唐以来许多帝王所继承。他们所谓的“共治”，只是将士大夫作自己的统治工具而已，因此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到了宋代，士大夫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才空前高涨，使“共治”走出了以往“牧民”的范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以范仲俺为首，包括姚坦、吕端、包拯、韩琦、文天祥等人在内的一大批士大夫，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范仲淹为官清正，志向远大，自他踏上仕途的一天起，无论身处朝廷或地方，为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可谓敢说敢做，奋不顾身。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言辞，就是“共治”思想的最好体现。宋代封建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做得较好，从统治者方面来说，由于推行“重文抑武”的国策和实施十分严密的统治手段，他们不仅重视士大夫的作用，而且也敢于放手让士大夫参与政治，实现“共治”。从士大夫方面来说，一是不讲门第的宋代科举制度，使大批才能卓越的贫困士人脱颖而出，极大地笼络了士心；二是宋代士人深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熏陶，增强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三是当时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士大夫参与“共治”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