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衡、增长与改革

2001年匈牙利经济偏离了平衡增长的轨道.在过去的6年间,国家财政赤字增长到一个无法承受的水平,经常项目的赤字也非常高.实际工资的增长远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这些困境以及其他一些宏观经济问题促使匈牙利政府在2006年7月采取了调整计划.本文的第一部分分析当前宏观经济状况和调整措施的预期经济与社会效果.政府准备接受改革的政治代价,特别是必不可少的改革措施降低政府赢得政治选举的可能性,这显示了政府的承诺和决心.本文的第二部分讨论需要立即采取的措施及长期效果和深层制度改革之间的关系.     

农民工的就业选择与消费差异:理论解释及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2016～2017年RUMiC数据,使用多元处理效应模型考察就业选择对农民工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相比于工资获得者,自我雇佣者的消费水平显著提高30.7％,其主要源自机会型自我雇佣者,而生存型自我雇佣者的消费水平无明显变化.对机会型自我雇佣者而言,消费水平提升的中间机制是收入提高和长期居住意愿增强.对消费水平的不同分位点和不同地区农民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生存型自我雇佣对消费水平的5％分位数无显著影响,50％及以上分位数具有显著影响.对生存型自我雇佣者而言,若流入中西部地区,其消费水平与工资获得者无显著差异;若流入东部地区,其消费水平显著高于工资获得者.相比于工资获得者,生存型自我雇佣者的居住支出显著提升,机会型自我雇佣者的通讯邮寄费和交通燃油费明显增加,这是由其工作模式决定的.据此,本研究建议加强农民工创业技能培训,促进生存型自我雇佣转向机会型自我雇佣,以提振我国的消费水平.     

中国的工资性别差距及其分解——性别歧视在多大程度上存在?

本文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数据对劳动者的工资性别差距进行测度和分解,研究发现在控制个人特征和单位特征后,男性劳动者的小时收入比女性劳动者高23.8%,考虑就业选择偏差后的工资性别差距更大一些,达25.2%。由于劳动者特征差异形成的工资差异很小,而且往往是女性由于个人特征占优而有助于缩小差距。差异的更大部分是由收益率差异造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性别歧视的存在。主要表现在工龄方面受到歧视,女性的工龄收益率低或者为负值。进一步考虑选择性偏差和找到工作概率进行分解的结果说明,女性在就业获得方面受到歧视,这会严重影响其与男性劳动者的收入差距。     

我国转型期居民财产性收入不平等成因分析

近年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较快,但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严重,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容小觑。本文利用西南财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清华大学消费金融调研2008年的微观数据,以及2005、2008、2010年的省份数据,考察内部构成和家庭特征对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发现租金收入和金融资产投资收益成为推动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利息和保险收益的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财产性收入差距。城乡和地区差异、教育培训水平和风险偏好程度等都是影响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举措应更多地向低收入群体倾斜:通过大力发展落后地区经济和教育事业、引导低收入群体适度参与资本市场,完善保障房制度,严格控制财产性收入的过快增长和结构失衡,使其成为居民提高生活水平、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手段。     

经济危机背景下各国失业治理政策的比较

2008年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失业问题日益严峻,各国政府因此采取相应的失业治理措施。实际运行中各国的主动劳动力市场政策效果更明显。失业治理应与各国长期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政府政策应取得微观企业和劳动者的配合,才能有效地减少失业。     

市场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运用世界银行对中国12400家工业企业2002-2004年的调查数据,从微观角度考察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因素,重点讨论要素与产品市场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论文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尤其是资本市场的信贷配给,会导致企业选择用资本替代劳动,从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而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状况、工作激励方式、劳动者的谈判力量也会影响劳动收入水平和份额.     

教育扩张能改善收入分配差距吗?——来自CHNS2006年数据的证据

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数据,这篇论文旨在探讨教育如何影响中国转型期劳动者的收入。从回归结果看,我们发现教育水平只解释了个人收入以及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的较小部分。运用分位回归的方法,发现低收入阶层的教育收益率可能更低或不显著,这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和缓解贫困。对于教育而言,不同教育水平的收益率变化比教育水平本身的变化对收入分配有更大的影响,与教育水平相关的劳动时间、就业单位也对收入产生较大的影响。论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单纯教育扩张并不必然缩小收入差距,要使教育的收益率真正反映生产率的差异,需要改善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状况、缩小不同部门的工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