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有资产在转让中流失的异议

在将国有企业(包括集体所有制企业)转向民营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定价问题是关键。国企的低价贱卖，据说是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成了政府、媒体和学者关注的焦点。     

司法判决一定不利于弱者吗?

当多目标的政府由于某种条件约束,既没有做出有效承诺,也难以建立一以贯之的声誉的时候,将难以取得民众的信任,官员或法官的渎职、腐败将加强这种不信任.在这种背景下,当政府(官员)真的按照法律执行,民众也可能心生疑窦.机会主义弱者采取策略性行为于是有机可乘,通过理论上看起来不可置信的威胁获得于己有利的判决往往能够成功.它的成功又会引发执行官员或法官、普通民众的一系列策略性反应,甚至造成整个社会机会主义盛行,无视规则的不利后果.     

西部大开发的经济学分析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资源禀赋相差极大,使得其经济优势不一,再加上历代政府的政策倾向,造成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有相当的差距,具体说来,各个年代又有很大的不同,但总体来讲,我国的经济布局主要受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影响较大,而资源禀赋则影响甚微,历朝历代的建都决定了一国的政府文化中心在所在,同时也就决定了该时期经济中心的所在,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放弃了建国时的靠山进洞的政策,依据东部的地理、人文优势,因地制宜,以牺牲西部为代价,将资金,能源、人才重点投向东部,并以设立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等形式,给予多种政策优惠,在这些有利条件下,加上对外开放的交流与合作,东部地区,特别是东南部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改革以来的经济增长亮点,其发展之迅速令世界瞩目,然而,西部地区却远远被落在了后面,本文试图用发展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这一历程进行分析,并希望能在对这一历史过程分析的同时,对当前西部大开发作些有益的建议。     

商品·产权与政府管制——从中国首例水权交易谈起

浙江省中部有一条金华江,它的一条主要支流流经上游的东阳叫东阳江,流经下游的义乌则叫义乌江。东阳水资源较为丰富,境内水资源总量16.08亿立方米,拥有横锦、南江两     

法律、管制与自律

安徽的“大头”奶粉余音未了,广州的“毒酒”又在肆虐。不仅仅是食品安全的问题突出,其他各个行业的违法违规行为也相当普遍,这是中国转型中出现的特殊情况呢,还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普遍问题?为什么法律、管制和道德自律都无能为力?本文从执法经济学角度对此加以解释,并探讨可能的解决之道。     

金融可得性、融资成本与法律实施

转型中国常被作为缺乏法律有效支持的情况下取得巨大经济成功的例子,也被作为“法律的有效实施有助于企业更好地获得融资”这个命题的例外.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的经济成功主要是那些非正规部门推动的,这些部门的企业却主要依赖于长期关系、声誉维持的非正规融资;二是许多更有效率的民营企业的融资来自国企的金融资源漏损,这种漏损是非法的.如果长期关系和声誉、甚至非法漏损在融资中扮演重要角色,法律的作用要么不显著,要么为负.本文利用微观的企业融资数据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后发现,全部的企业样本证明法律有利于企业融资,局部的融资困难的民营企业样本,甚至参与腐败的企业样本同样支持法律的有效性命题;我们以信任作为长期关系的代理变量,考察了正式的法律制度、非正式的长期关系及其交互作用,发现法律与长期关系中的信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关系,都有利于企业融资;民营企业、金融可得性差的企业更容易参与金融腐败,外资企业更不容易参与金融腐败.     

间接执法成本、间接损害与选择性执法

在法律体系已经相对完备的情况下,学者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执法层面,并以直接执法成本解释许多法律未能得到有效执行的现象。然而现实中的执法问题,并不仅限于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而经常是执法者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案件有选择性地采取不同的执法强度,既有执法不严,也有过度执法、以政策替代法律的问题。本文的研究表明,这种选择性执法现象,是作为执法主体的政府面临情势变化,为降低包括间接执法成本和间接损害的总成本,运用剩余执法权以保证实现其政治、经济及社会目标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