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信贷供给与企业投资——基于系统GMM和门槛模型的分析

文章基于2008-2017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采用系统GMM和门槛模型对不同金融发展进程下中国信贷供给对企业投资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信贷供给整体上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不同终极控制人下其对企业投资的促进效果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其次,金融发展的存在弱化了央行信贷供给对企业投资的带动效应,且该弱化作用在非政府企业中最强、地方政府企业次之、中央政府企业最弱.在进一步研究中,金融发展在信贷供给对企业研发投资和金融投资也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央行应不断创新、完善和丰富贷款调控工具,在保持信贷合理增长的同时,配合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合理引导和加强信贷资金增量在各部门间的分配和流动,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提升的新视角——基于环境规制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采用中国2004-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技术考察了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结果表明:OFDI显著提升了国内创新效率,但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三重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对OFDI逆向创新溢出的积极影响相对有限,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越一定门槛水平时,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越好,过于严厉的环境规制反而会弱化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当前的环境规制强度虽未能最有力地驱动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但这距离跨入环境规制的最优区间并不遥远,短期内通过环境规制手段进一步释放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是切实可行的,但长期内也不能忽视环境规制"度"的限制;在环境规制约束下,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表现出了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在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为正向的倒"U"型、"U"型和倒"U"型非线性规律,在"一带一路"地区和非"一带一路"地区分别具有正向的倒"U"型和"U"型非线性特征,这些发现为在不同空间实施差异化和动态化的环境规制政策,进而更有效地促进OFDI逆向创新溢出提供了依据。     

我国出口额和GDP增长率的可预测性及其动态均衡研究

根据计量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分别对GDP增长率和出口额的增长率建立预测模型，即ARMA模型。本文证明了我国的出口额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建立了出口额增长的速度与GDP增长速度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从而使模型更加准确地反映变量间的动态均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