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研究

从上海自贸区到如今的11个自贸区,负面清单准入模式已逐渐成为我国市场准入制度的未来,故对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进行更深入的理论研究迫在眉睫。文章对负面清单制度的概念、特点等进行了分析,研究了美国、欧盟和印尼负面清单制度的发展脉络,以期对我国负面清单制度的完善有所启示。针对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存在的问题,文章提出了一些完善建议,为我国负面清单制度的发展提供参考。     

试析营口开埠后大豆贸易中心地位变迁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强开牛庄(后改为营口)为商埠.开埠前营口具备一定贸易基础.开埠后清廷放开"豆禁",大豆贸易在营口逐渐兴盛,贸易量不断增长.甲午战争后,列强竞相争夺控制东北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交通近代化,也促进了大豆贸易的发展.营口缺乏国家有力支持,又屡次发生"过炉银"危机,商业信用受到严重冲击.其依靠大豆贸易发展所形成的中心地位逐渐被取代.     

关于在高等学校实施财会监督的思考

1996年财政部发布的《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号)中,没有关于财务监督的章节。2012年4月1日起施行的《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68号)中专门增设“财务监督”一章,对财务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财务监督在事业单位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论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律规制

伴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利用网络了解国家事务,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中出现的热点事件发表观点和看法,网络舆论监督在社会舆论形成和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网络舆论监督所存在的消极面,并从立法上进行法律规制和正确引导,使网络舆论监督真正成为实现政治民主、建设政治文明的有力途径。     

依法治国视阈下的双重劳动关系法律问题探究

全面依法治国是党和国家因应社会发展需求、全面总结国内外发展的历史经验,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劳动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关系,是各种关系的基础和核心,也是依法治国进程中最为复杂、最能影响到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法律关系。加强劳动关系法律研究,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坚固的法治保障具有重要意义。双重劳动关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劳动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承认双重劳动关系有并对其进行进一步规范有利于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的保护,还可以在短期可以缓解企业招工难,创新驱动疲软的现状,在长期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与合理配置,为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与新常态下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问题与法律治理路径

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高管薪酬暴露出种种问题成为国企深化改革的阻碍。探究问题之缘起,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不足与委托代理理论的失灵是高管薪酬水平偏离正常轨道的重要原因。基于此,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治理应遵循市场化和法治化结合的路径,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治理,建立完善的高管薪酬治理体系,从事前薪酬方案规制到事中监督管理与事后纠正弥补,以法律作为保障推进国企薪酬制法治化治理。     

国际化企业法律风险防控研究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这些风险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商业风险主要源于市场变化的不确定性,法律风险主要源于对规则的漠视。对于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企业而言,商业风险防控固然重要,法律风险防控则更为重要,其一旦发生所造成的损失往往是全局性的、颠覆性的,因此不断加强国际化企业法律风险防控研究十分必要。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机构法律政策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其中关于养老事业发展的篇章论述和内容,在历次党中央全会的文件中是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论述最系统的,为下一步养老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如何贯彻党中央关于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培育养老新业态,加强养老法律和政策的法治体系建设,既是当务之急,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结合工作实际,笔者认为,作为构建养老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需要加强养老机构保险法律政策研究制定,形成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强大保障。     

中国制造业附加值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

利用OECD-Ti VA数据库和KPWW附加值贸易核算框架,测算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和国内附加值,衡量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附加值贸易现状,并构建面板模型,分析中国制造业附加值贸易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较高,但分工地位偏低,国内附加值提升缓慢。劳动密集型行业国内附加值最高,知识密集型行业最低。中国陷入了价值链"低端锁定"的窘境。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与国内附加值正相关,且影响最大,通过加深参与程度提高国内附加值的前提是提高贸易地位。发挥要素禀赋优势和鼓励科研创新有利于国内附加值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