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进入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1998～200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制造业内部生产结构调整角度,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外资进入对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资进入对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多种稳健性检验以及克服了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仍然成立。文章进一步以城市间、产业间和企业间三种资源配置形态为影响机制,分析外资进入作用于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途径,发现外资进入主要通过城市内产业间和企业间资源的再配置效应促进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其中前者具体表现为生产资源从中低技术产业向高技术产业转移,后者表现为持续生产企业间和企业进入退出间生产资源再配置。外资进入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来自非港澳台地区和以独资方式的外资进入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外资进入对内陆城市和高行政等级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中国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基于271 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分析中国金融发展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 本文将金融发展分成金融效率和金融规模两个维度， 同时基于 2007 ～2016 年中国271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 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结果表明： （1） 金融效率、 金融规模同产业结构之间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U 型关系； （2）金融效率、 金融规模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 中部和西部地区金融效率的提升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东部地区则不明显； 东部地区金融规模的增加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明显。最后根据本文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国际收支渐呈新气象

2020年全球经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跌宕起伏,使国际投资和贸易更为多变。由于东亚经济体较好地控制了疫情,因此经济修复进程也较快。其中,中国实现了经济正增长和国际收支稳健改善的良好态势。2021年,世界经济有可能因疫苗的大规模制备和使用,全面加速改善;中国则将面临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不同的外部经济环境,外资外贸格局均将面临变数。这将如何影响2021年的中国国际收支?     

新发展理念下提升广东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思考

国际贸易中我们既要联通国内的市场,又要不断地扩大国际市场的份额和国际竞争力。由此可知,相比国内市场,国际贸易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环境因素,其中既有国内的,又有国外的。本文立足于广东省历史悠久的国际贸易之路,深入地分析了现今广东国际贸易的各种相关现状,揭示影响国际贸易竞争力的主要问题。然后通过最小二乘法得出基础设施,创新能力和对外贸易依存度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程度。为保持并进一步提高广东国际贸易竞争力,培育新的增长优势,基于实证检验结果提出了一些相关的建议措施。     

儒家文化与高管-员工薪酬差距

儒家文化在财富分配中强调"均平"思想,那么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强的企业在内部财富分配中是否会秉持这一思想,从而使得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较小呢?为此,选取2003—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儒家文化对企业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受儒家文化影响越强的企业,其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越小。进一步分析发现,受儒家文化影响越强的企业,地区市场化水平与外资股东持股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正向影响越弱。     

外资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

本文以放松外资管制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外资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作用对国有企业、非加工贸易企业、低出口比较优势企业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更为显著.将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机制归纳为统一的溢出效应,发现相比水平溢出,外资自由化更倾向于通过前后向关联效应促进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且前向关联效应发挥作用更大.此外,制度环境能够强化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作用,且产权制度的作用强于契约制度.本文不仅肯定了外资自由化的出口绩效,而且为中国更深层次地对外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     

2020年：中国外资监管进入稳定成熟期

中国外商投资监管正式告别“逐案审批制”的旧模式,步入“负面清单管理制”的新时代。2020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以下简称《外商投资法》)及其配套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正式生效,这标志着中国外商投资监管正式告别“逐案审批制”的旧模式,步入“负面清单管理制”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