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心理学,信访工作会更得心应手

近年来,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随着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各类信访矛盾层出不穷,信访工作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由于中央企业的特殊性质,一旦出现较大规模的不稳定事件,影响力大、敏感度高、波及面广,将引发社会上乃至国际的广泛关注,最终损害企业的形象和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组织惰性与行业敏感度的调节作用

以2012—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依据,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从组织层面和行业层面的视角探讨了组织惰性和行业敏感度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组织惰性减弱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行业敏感度阻碍了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进而提升企业价值的过程。     

水资源规划对城市的影响敏感度分析

对于水资源的规划是城市发展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键部分。水资源的规划要根据不同城市的不同实际现状来进行,主要通过城市的敏感度来对城市水资源的规划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旨在给相关的水资源规划工作人员提供一定的借鉴。     

管理层持股与现金策略:基于市场化水平的调节作用

选取沪深两市2012-2014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我国市场化水平检验管理层持股比例对现金持有量和现金-现金流敏感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现金持有量之间呈U型关系。(2)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在一定范围起到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降低了现金-现金流敏感度;但超过某一临界值之后,管理层持股增强了融资约束,即增强了现金-现金流敏感度。(3)市场化水平对管理层持股和现金持有量以及现金-现金流敏感之间具有调节作用,体现在:强化了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现金持有量之间的负相关性,缓解了融资约束效应。     

从游客环境容量到LAC理论环境容量概念的新发展

LAC(可接受的改变极限)是从游客环境容量概念发展而来的，用于解决资源保护和旅游发展之间矛盾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很多国家的规划和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文阐述了从环境容量到LAC理论的发展过程，描述了LAC理论的九个步骤，简要介绍了LAC理论的衍生技术方法。     

经济增长和人口集聚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及区域分异——以第一阶段实施新空气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为例

为评估经济增长和人口集聚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寻求源头改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的可行路径,以第一阶段实施新空气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为例,基于输出导向的数据包络分析模型,以经济和人口指标为输入,以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指数为输出,计算城市经济增长和人口集聚的整体效率,表征经济增长和人口集聚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中,京津冀的环境影响比长三角大26.0%,长三角比珠三角大11.2%;省会城市中,中部地区的环境影响最大,东北地区其次,西部地区第三,东部地区最小。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投资拉动冶金、能源重化工产业和房地产业高速发展,土地财政助推人口密度不断提高,使得大气污染物在城市局地范围内、短时间、大量集中排放,远超城市大气环境容量,是造成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明显下降的根本原因。改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必须从环境影响源头入手,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步伐,适度、有序推进人口城镇化。     

碳债券的估值及敏感性分析

论文以2014年5月13日中广核电附加碳收益中期票据的成功发行为背景,在假设核证碳减排量(CER)服从几何分形过程的情况下,结合分形过程的蒙特卡洛模拟,研究了中期碳债券的设计和估值问题,并分析了不同的期权条款设计带来的风险差异。研究认为相对较复杂的强路径依赖型亚式浮息碳债券,在碳现货价格波动性较大的情况下,简单的欧式浮息碳债券是更好的设计选择。     

融资约束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关系——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分析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沪深A股2008～2011年的数据为样本,考察我国企业是否存在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并且分别以利息保障倍数、净资产收益率、综合投资评级作为融资约束的划分标准,对分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验证不同分组标准下融资约束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关系,以供相关企业融资决策参考。     

对亚当斯公平理论的拓展及其应用

亚当斯的公平理论为研究公平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没有揭示它的实质。作者认为隐藏在公平感后面的是公平标准,公平标准决定了对参照物的选择和认识。而公平标准的核心就是人们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因此,恢复公平感的行为就是重新认知自我价值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