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三大贡献

提要:习近平总书记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作为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科学指南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展现了有效反贫困的中国道路和宝贵经验,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逻辑严谨、内涵丰富,闪烁着真理的光芒,指导着中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减贫与发展理论,也为国际减贫事业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彰显出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准确把握其内在的理论贡献、实践贡献、时代贡献,对于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以及加快构建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都具有重大的指导价值.     

XY公司目标成本管理的实践

XY公司运用目标成本管理工具方法,突破成本控制瓶颈,从企业内部挖掘潜力,以设计和工艺降本为主,以采购降本和生产降本为辅,改善产品成本结构,提升综合边际贡献率,最终推动全员、全价值链降本增效.通过实施目标成本管理,XY公司的盈利能力得以提升,成本管控实现了事前预测、事中控制、事后分析的完整闭环.     

去芜存菁:劳动保护与企业创新——基于边际劳动生产率视角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实施这一具有准自然实验性质的外生政策,以边际劳动生产率为分组变量,运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考察了劳动保护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动保护的增强使得低劳动生产率的企业创新显著下降,这种"去芜存菁"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中均存在,但动态趋势变化存在长期和短期的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保护政策随着市场竞争的减弱、法治治理的改善和薪酬负担的加重,抑制了国有企业的创新,而民营企业受到的抑制效果较弱。研究结论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制度背景下法与创新的文献,并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美国反补贴调查对中国企业出口影响的实证研究

反补贴调查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维护贸易公平的重要措施之一,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各国对本国产业保护意识的增强,反补贴调查已经成为主要的贸易保护措施,中国也成为受反补贴调查的重灾国,其中以美国发起的调查居首。文章基于2007～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全球反补贴调查数据库》合并形成的微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对企业出口产生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抑制了企业的出口,从其内在机制来讲,反补贴调查导致了企业对美国出口成本的增加,引发企业经营绩效下降以及融资约束的增强,但却激发了企业进行市场战略调整,这表现为企业降低对美国出口,而增加了对相对成本较低的其他国家的出口;其次,外资企业和多产品企业受到反补贴调查的负面影响相对更小;最后,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来讲,反补贴调查使得出口企业数目和续存企业出口额均出现下降,尤其在对美国的出口上表现更为明显,而在对非美国市场的出口上,虽然出口企业的数目有所减少,但续存企业增加了其产品的出口额。     

从小品的“一次性消费”谈商品边际效用递减

文章从小品的"一次性消费"得出商品的边际效用递减的速度应该是"有快有慢"的;而货币因为具有"灵活性""保值性""便利性""增殖性"等特点,因此货币应该是"边际效用递减得最慢"的商品;在人们所面对的整个商品世界缺乏创新的情况下,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最慢"会导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因此要想有效"刺激居民消费",就必须想方设法鼓励全社会的多数企业能够持续"创新",能够源源不断地推出数量较多的全新的产品。     

浅论西方新文化史

西方新文化史的产生是在传统史学的土壤上滋养的。在上世纪60、70年代,新文化史学的产生受到三大方法和理论的影响得以发展。它的主要特点是着眼于群众的社会文化发展史,在研究范围上反对宏大叙事,主要研究大众文化。它的出现成为世界史研究的新范式,引起中国史学研究新的思考。     

当期经营视角的 保险公司盈利指标解析

盈利能力是保险公司有效经营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但保险公司会计利润在某种程度上都包含了历史经营成果在当期的累积,无法准确反映当期经营业绩.本文基于"当期经营"角度对保险公司的利源构成及其特征进行解析,其中,承保利润反映了财险公司承保业务的获利能力,新业务价值兼顾了寿险公司现有业务价值和未来增长能力.本文建议以修正的承保利润指标和新业务价值指标来分别反映财险、寿险公司的当期经营业绩和价值创造,从而引导管理层有效配置资源、优化产品结构和实施风险管理,逐步实现保险公司从规模导向的粗放经营到价值导向的精细化经营转变.     

企业纳税贡献与环境治理投资

纳税贡献是影响企业享受地方政策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06～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企业纳税贡献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实证发现,企业纳税贡献越大,环境治理投资越少.这种效应主要存在于放松环境规制利益空间较大的重污染行业,以及无政治关联、非国有背景等其他类型政府关系较弱的企业.政府可以通过拓宽地方财政收入渠道、增强公众环境保护观念、改善地方法治环境等方式进行抑制.本文的启示是,落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需要塑造健康的政府与企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