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老年"农转非"城市居民的健康风险更高吗?

在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分析经历过从农村户口到非农户口转换的群体,即"农转非"群体的健康风险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3年和2015年的面板数据和样本选择纠正方法,实证研究了城市中老年农转非居民同城市原住居民自评健康风险的差异,结果发现:(1)在移民健康的影响因素研究中,不进行样本选择纠正,可能会大大低估户口性质和教育对健康风险的作用;(2)农转非居民尽管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但相对于城市原住居民,无论是处在中年阶段还是老年阶段,他们的自评健康风险更高;(3)相对于城市原住居民,在高中及以下群体中,同等教育程度的中年和老年农转非居民的健康风险均显著较高;不过,在高等教育群体中,两个群体的健康风险不具有显著性差异.因此,在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过程中要重点关注低教育和中等教育程度的新兴"农转非"城市居民的健康风险.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利益分配与重组研究——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制度改革是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如果改革一方面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另一方面又需要依赖既得利益者自行削减其利益,制度改革就会出现"制度悖论"。我国户籍制度也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现行的户籍制度改革已跨越"帕累托改进"阶段并进入了"存量利益"调整阶段。目前,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不但诱发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博弈困境,而且引致了制度改革的"制度悖论"。因此,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就需要以保障农村户籍利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消城镇不合理的户籍利益、引导市场逻辑的差异化利益与规模性(地区性)的户籍利益为思路,全面协调并重组户籍利益;通过构建顶层约束机制、大城市的联动机制、公共服务供给的成本分摊机制以及其他一系列措施来确保户籍利益协调与重组的全面落实。     

户籍制度扭曲及放松对经济的影响:理论与实证

户籍制度是我国劳动力流动的主要障碍.那么,当前我国的户籍扭曲程度几何?户籍制度放松对经济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政府评估户籍制度改革的空间和经济效益.文章在Hansen和Prescott(2002)的两部门劳动力流动模型基础上,将工人分为农业和非农户口,引入户籍扭曲因子,构建两部门两类工人的户籍扭曲模型;然后,使用1984?2013年宏观经济数据度量户籍扭曲程度,并对2013年我国户籍制度逐渐放松过程中经济变量的变化进行模拟;最后,文章建立了包含"农业与非农"和"本地与外地"户籍差异的省份异质性户籍扭曲模型.研究表明:(1)经济和户籍制度改革的不同步导致了1984?2013年我国户籍扭曲程度呈现倒"U"形变化,且相较于韩国尚有较大的改善空间;(2)以韩国为参照,若2013年我国户籍制度完全放开,经济达到均衡时,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就业人数将分别下降58.83%和上升26.92%,工资率将分别上升19.44%和下降6.77%,社会增加值将增长15.33%,这说明社会经济效率将得到提升,贫富差距将缩小.文章丰富和完善了户籍扭曲的理论模型,从减少劳动力流动摩擦的视角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     

农民工政策突破

1月6日，根据国务院主管领导的批示，国务院办公厅赶在春运前夕颁发了今年的一号。件的标题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这是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关于农民工问题所颁发的最高规格的政府件。     

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探析——贵州省城镇化的外生性路径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旧有的户籍制度确立和强化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功能,已经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阻碍,贵州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交通、人口和环境各方面的压力,为了发展经济,贵州省提出了"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两大战略,从改革二元户籍制度出发,建立起城乡统一,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新机制,从而完成城镇化发展。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流动人口市民化过程研究

流动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时期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实现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过程需要经过三个阶段,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单纯雇佣阶段、城市与流动人口逐步认同的磨合阶段和流动人口具有主人翁意识的融入阶段。户籍制度是影响市民化程度的重要因素,但仅取得户籍并不意味着完成了市民化过程,流动人口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内在思维的转变才是深层次的市民化。在新的户籍政策推动下,新型城镇化时期市民化的难点集中在内在市民化滞后、城市社会承载力压力增加、如何增强流动人口归属感等方面。对此,提出三个方面对策:完善流动人口的再教育体系,引入社会资本进入公共社会服务领域,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