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户籍新政的比较与思考

自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至今,我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户籍制度改革,新政屡现。据初步统计,已有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等12省市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各地改革措施不一,上海、深圳、济南等地相继推出居住证制度,部分城市推出购房落户政策,     

主观感受对中国农村老年女性生活自理能力影响研究——基于陕西省农村的调查数据分析

利用2009年在陕西省进行的"陕西省农村老年女性生活福利状况"调查数据,分析了健康自评、心理福利自评两个个体主观感受变量对农村老年女性生活自理能力的影响。个体主观感受状态对农村老年女性生活自理能力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影响,较好的健康自评和心理福利自评将显著提高老年女性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和器械支持自理能力。研究结果为增加农村老年女性主观感受,从而促进其生活自理能力的提高提供了理论依据。     

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

持续推进医保权益和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是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文章采用CHARLS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显著提升了居民的自评健康。但该政策的健康效应对农村居民、新农合参保居民、低教育程度居民和低收入水平居民的影响更显著,其提升了弱势群体的健康水平,缩小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健康差距。机制分析表明,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通过提升参保居民医疗资源利用、降低医疗费用负担、释放医疗服务需求、增加家庭消费支出和改变家庭消费结构来影响其健康。为了实现更高水平的全民健康,需要继续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力度,稳步提高医疗保险待遇水平,并且推动医疗健康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     

户籍制度松紧程度的一个衡量

本文构建了户籍制度下的个人迁移决策模型。在此基础上,本文衡量了户籍制度的松紧程度,同时估计了个人是否要户口的意愿。文章通过排除变量解决了部分可观察性问题,并用两步估计法纠正了选择性偏差。文章的计量部分从2000年人口普查的抽样数据中选取了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的男性劳动力样本,估计了户籍制度松紧程度和个人意愿水平。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我国农村中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

研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制度对我国农村中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对于了解新农合政策实施效果及探究我国农村中老年健康状态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采用CHNS数据库中2000年与2006年的面板数据,以四周患病率与自评健康状态为衡量健康状况的指标,结合DID模型与Logit模型实证分析新农合政策的实施能否对我国农村中老年人群健康状况产生的影响,并分析其他因素的影响。另外,单独分析中年群体的状况,比较中年群体与老年群体健康状况影响因素的差别,分析新农合对农村中老年群体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新农合的实施降低了农村中老年人的四周患病率与农村中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状况的满意度,总体上提高了农村中老年人的健康状态。通过对比分析农村中年人与老年人群体,说明农村老年人群体的健康状态对新农合实施政策的依赖性更大。     

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素养的现状及策略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近年来备受社会关注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在城市中生活,却又没有完全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在他们"市民化"的过程中,健康素养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文章以湖南省衡阳市区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样本,全面调查了"健康中国"时代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素养情况,分析了农民工健康素养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提升其健康素养的方式与策略。     

中国户籍制度:基本价值、异化功能与改革取向

户籍管理本质上属于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的一部分。新中国的户籍制度以严格限制公民自由迁移和设置城市准入资格为鲜明特征, 是政府发展经济和调控社会的政策手段。改革开放以后, 户籍制度在限制人口迁移方面有所松动, 但户口归属仍然是城市外来人群的隐痛, 并成为影响社会分层的隐性力量。新中国的户籍制度一直与社会公共产品的分享体制有紧密的联系。户籍改革与社会公共产品分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户籍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应有相应的远期、中期和近期目标。     

户籍身份、公共服务政策与居民幸福感

本文使用一种新的离散模型估计方法,基于1989²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城市居住人口数据,检验了户籍、公共服务政策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居住在城市的农村户籍居民更加幸福,同时这种幸福感也更加稳定;户籍身份对居民幸福感存在两种传导机制:进入城市享受更好公共服务政策让城市外来群体感到更加幸福,而户籍歧视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市外来人口幸福感的提高。破除与户籍身份捆绑的各种城市特权政策,是逐步推进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社会公平、增进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     

我国城镇已婚妇女照料父母与自评健康的关系研究

我国老年人以非正式照料为主,妇女承担了主要的照料责任。政府减少对非正式老年照料的支持以及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将会加重家庭中女性的照料负担。利用1997、2000、2004和2006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和Ordered Probit模型来研究城镇已婚妇女照料父母及其自评健康的关系。在我国城镇,与不照料父母相比,照料父母的已婚妇女更倾向于报告较差的健康水平,并且"自评健康状况非常好"的概率减小,而"自评健康状况一般"的概率增大。应该关注日益繁重的照料责任,以及工作与家庭照料之间的激烈竞争可能给妇女的心理、身体和社会福利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国居民医疗保险购买行为研究-基于商业健康保险的角度

本文通过健康保险市场供需双方行为分析,构建居民医疗保险购买行为模型,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2000—2006),运用部分观测的二元Probit估计方法(Bivariate Probit with partial observability),从实证的角度分析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中供需双方各自的风险选择行为,以及城乡地区居民对商业健康保险的潜在需求行为及其宏微观影响因素。本文发现:(1)城乡居民都存在显著的逆向选择行为;(2)城乡社会医疗保障对居民商业健康保险需求行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影响居民商业健康保险行为的其他因素还包括,个人的风险偏好和经济购买力。     

实行居住证管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近年来,全国各地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力度加大,沿用多年的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在许多地区已逐步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以条件准入方式、按实际居住地进行户口登记管理的新模式。我省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也做了许多大胆、有益的探索,但由于改革措施与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义务教育、就业、社保以及优抚安置等政策相衔接方面,存在一定难度,改革还限于局部改革阶段。为进一步加快我省户籍改革步伐,我们建议面向全社会实行等级居住证管理,拓宽居住证管理的对象,强化居住证管理的功能。     

户籍制度、身份认同和风险承担——基于CHFS数据的分析

打破城乡二元格局、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一项重要议题。统一户籍登记制度改革标志着以“农业”和“非农业”区分户口性质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成为历史，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居民身份认同变化可能会深刻影响个体行为。本文从微观角度探讨统一户籍登记制度对个体风险承担的影响，并讨论其影响个体经济行为、金融决策的深层次机理。本文发现，统一户籍登记这一制度安排打破了城乡分离的身份认同，“身份不确定”导致的审慎风险态度得到释放，使个体做出更积极的风险承担行为。进一步地，户籍身份统一带来的更高风险偏好程度、更广泛的金融信息关注度获得是影响风险承担意愿的可能渠道。     

传播中医养生文化提升居民健康素养

社区健康教育是通过信息传播和行为干预,帮助个人和群体掌握卫生保健知识,树立健康观念,自愿采纳有利于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教育活动与过程。而在社区传播中医养生知识、大力宣传中医"治未病"的核心理念,达到发动和引导社区居民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对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

随着城乡医疗保险一体化推行力度的不断加大,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广。本研究选取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全国调查的数据,使用倾向匹配(PSM)与双重差分(DID)相结合的方法,实证分析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对于居民医疗服务利用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显著降低了居民的住院可能性,但对于居民住院费用以及门诊医疗服务的影响并不显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显著降低了农业户口居民的住院可能性,但对于非农业户口居民的影响不显著;此外,还显著降低了自评健康状况好和自评健康状况一般人群的住院医疗服务利用水平,而且对于自评健康状况好的人群影响程度更大,相反,它显著提高了自评健康状况不好人群的住院医疗服务利用水平。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演化逻辑与战略取向——以农民工为例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是经济利益而非公平、公正在起主导作用,因此着眼于权利配置与利益分配的新政治经济学更适合指导其改革。从演化逻辑来看,户籍制度改革是政治经济系统的需求驱动并带有利益协调的特征,改革进展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博弈结果。在利益分化的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经济主体的利益需求具有异质性特征,其行为博弈不存在"帕累托的最优解"。因此,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就需要以公平、正义的逻辑来重组户口背后的利益格局与权利配置,具体包括:以权利配置、利益重组为价值取向,以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内容,以省会城市、直辖市等大城市的户籍为重点对象,以合理引导区域之间与城市之间的差异化利益、取消历史累积的不合理利益为补充,保障农民工等流动人口在农村的相关权益,并构建中央政府主导、地方政府联动的驱动模式。     

土地流转、户籍制度改革与中国城市化:理论与模拟

本文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在考虑到劳动力异质性的基础上分析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城市化的关系。为此,本文构建一个包含农村和城市两类异质劳动力以及农村和城市两类区域用地的内生城市化模型,引入土地流转和人口迁移的限制,研究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对城市化和居民福利的影响。模型理论分析表明:(1)在严格的土地控制和户籍限制下,只有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村劳动力会迁往城市;(2)无论是允许土地流转还是户籍制度松绑,将有更多农村劳动力迁往城市,城市劳动力产出增加,农村劳动力福利大幅改善,城市劳动力的福利仅有少许下降,城市化率提高。反事实检验发现:允许1单位农村"宅基地"流转置换为0.5单位城市建设用地,则2000年和2011年城市化率比实际值分别提高1个和2.5个百分点;若劳动力摩擦程度整体下降0.3个单位,则2000年城市化率比真实值提高2个百分点,2011年提高3个百分点。本文的政策启示为:土地流转和户籍制度松绑的联合改革能够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及促进城市化红利的共享。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进展、障碍与推进思路

近年来,全国各地对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的最终目标和人民的期待还有很大的距离。本文在梳理总结近年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进展的基础上,分析考察当前户籍制度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障碍和问题,提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战略思路和政策建议:(1)明确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2)科学确定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和时间表;(3)建立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4)加快推进各项相关配套改革;(5)建立多元化的改革成本分担机制。     

中国农民工多维贫困及其户籍影响

本文以CFPS家庭数据为样本,借鉴A-F多维贫困测算框架,重新估计了中国25个省份在教育、健康、医保、就业和收入等五个维度的多维贫困.在此基础上,笔者引入户籍制度变量来解释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原因.研究发现﹕ 户籍制度本身隐含着对流入人口的制度性歧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工群体的自由流动和迁移,降低了个体外出寻求就业机会的可能性,进而加剧了农民工群体的多维贫困和不平等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 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是户籍制度影响个体多维贫困的主要途径.具体而言﹕ 第一,户籍身份隐含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的不均等,导致教育回报率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进而影响农民工的教育选择与教育投入.第二,劳动者户籍身份的差异导致农民工获取就业机会不均等,但是就业机会不均等的影响深度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将会逐步被削弱.第三,劳动力市场对非城镇户籍劳动者的收入歧视依然存在,导致农民工落入多维贫困的概率更高.这也意味着,现阶段户籍制度所隐含的社会分割在改革进程中尚未从根本上扭转,因而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升教育质量,缩小城乡教育回报差距,是改善就业与收入机会不均等的关键.     

城市农民工收入与健康：职业地位的影响

本文采用浙江省城市农民工数据，检验了城市农民工自评健康与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在其中重点考察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同时，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选取职业来代表社会经济地位。主要结论是：城市农民工的自评健康与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城市农民工内部存在一定的职业差异。要解决城市农民工健康不平等问题，关键在于提高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增加农民工的收入，同时改善农民工的居住环境，并且逐步取消各种造成城乡分割的制度。     

水资源"农转非"的影响及补偿措施的建议——基于浙江省的研究

浙江省作为经济大省,城市与农村水资源配置矛盾十分突出,水资源"农转非"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不断推进的必然趋势.随着水资源不断地"农转非",会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用水造成影响.而现行的对农户的利益补偿措施不到住,农户满意度不高,完善水资源"农转非"的补偿机制已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