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更有效率吗

本文对始自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主政时期的私有化浪潮提出了批评和质疑。本文认为,以解决政府失灵问题的私有化浪潮,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市场失灵问题。虽然在总体上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有更强的盈利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即使能够证明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也不能说私有化是可取的。     

僵尸企业的投资挤出效应: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采用1998—2013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研究了僵尸企业对非僵尸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省的僵尸企业比例越高,当地非僵尸企业的投资规模越小,且这一挤出效应对私有企业尤为明显,而对国有企业并不显著。上述结果在不同固定效应设定、不同数据样本以及工具变量回归中均保持稳健。另外,僵尸企业对私有非僵尸企业投资的挤出在国家干预程度更强的地区和外部融资依赖程度更高的行业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显示,僵尸企业可能是造成近年民间投资疲软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减弱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因此,一方面,政府应该积极推进国有企业和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消除僵尸企业形成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也要采取果断的市场化措施处置僵尸企业。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

本文在一个动态博弈的框架下 ,考察了政策性负担与转轨经济中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 ,政策性负担将导致国有企业经理的道德风险 ,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低效率 ;当市场竞争达到一定程度时 ,政策性负担必然带来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而且 ,预算软约束同企业的公有制性质无关 ,在同样承担政策性负担的条件下 ,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容易产生预算软约束 ,并且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补贴。当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时 ,政府剥夺企业的生产自主权往往是一种次优的制度安排     

国有企业实施人力资本产权改革的原因分析

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讨论,而焦点也集中在国有企业是应该实行公有产权还是走私有化道路。然而对于国有企业,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都有其缺陷。事实上,人力资本产权的残缺才是造成经营者和职工生产经营努力与能力＂双重不足＂,进而造成国有企业经济效率低下的最根本原因。实施良好的人力资本产权改革,不仅可以解决两条改革道路的矛盾,而且更有利于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经营利润。     

国有企业纪委的治理参与能否抑制高管私有收益?

本文基于我国2003—2012年国有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纪委的治理参与对高管私有收益的可能影响。在将高管私有收益分为货币性私有收益和非货币性私有收益之后,本文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纪委参与公司治理(与纪委未参与公司治理的情况相比)对高管的非货币性私有收益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高管的货币性私有收益则无显著影响。在进一步考察国有企业纪委的治理参与在不同情景中的作用时,本文发现:当国有企业纪委参与监事会治理(与参与董事会治理的情况相比)、国有企业总经理是中共党员(与总经理不是中共党员的情况相比),以及在中央国有企业(与在地方国有企业中的情况相比)时,纪委的治理参与对高管的非货币性私有收益的抑制作用更强。     

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些思考

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发展起来了一大批大型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开始显现。无论是对国有企业产权进行私有化改革,还是在现有背景下通过完善国有企业的制度建设来提高效率,在实践中都是不可行的。一个较好的办法是重新界定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国有企业应该逐步从一些竞争性领域退出。政府不应该与民争利,应该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中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作用:基于知识溢出的视角

国有企业是政府解决市场失灵的工具。本文从知识溢出角度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作用。基于上市企业样本的分析发现:国有企业的知识溢出大于私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知识溢出对私有企业创新产出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私有企业则不具有这种作用。本文构建模型阐述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研发行为、知识溢出及其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不同所有权企业知识溢出和作用的不对称性,在于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从事了更多的基础性研究。基于四个基础研究代理变量的经验分析支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因此,中国国有企业实现了政府弥补基础研发市场失灵的目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独特的。     

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效率比较

本文假定在一个项目委托的特殊环境下，建立了综合逆选择理论和道德风险理论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二种模型。并分析和比较了二种不同性质所有制的效率问题。     

最优关税的影响因素——基于混合寡占竞争理论的分析

通过建立一个两阶段混合寡占竞争模型,研究了在开放的经济环境内我国最优关税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利润函数中常数a足够大的前提下,国有化程度越高,最优关税越高;外来私有企业的产品单位成本越低,最优关税越高。本文给社会福利最大化条件下最优关税额的制定提出了政策建议：应适度提高国有企业中的国有成分比例,降低外来私有企业的单位成本,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关于我国私有企业法律地位思考

我国宪法对私有企业法律地位的规定已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上升至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实中，私有企业在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活跃市场、方便、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与其内在的潜力相比，仍感发展不足。据第五次中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私有企业融资困难、经营环境尚不理想；社会治安、政府管理不规范(集中反映在“三乱”问题上)、企业间债务相互拖欠严重；     

北京市城市公用事业激励性管制

在发达国家的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管制与国有企业是相互替代关系。也就是说,他们只对城市公用事业中的私有企业进行政府管制。而放松管制意味着允许更多的私人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而在我国的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管制的是国有企业,而放松管制既意味着允许的私人企     

CEO权力、私有收益与并购动因——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02-2011年发生并购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CEO权力、私有收益与并购动因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CEO权力和私有收益是企业并购的主要推动力,对企业并购与否、并购规模及并购频率具有重要影响;权力较大的CEO更可能推动并购,进而获得较高的私有收益。文章的研究体现了CEO通过权力推动并购进而获取私有收益的过程。     

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创新的统计比较

创新在我国已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而我国大部分行业都是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并存的混合所有制结构,探讨究竟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更利于提升产业创新能力.本文通过统计数据分析报名,国有企业比重高的行业整体创新投入比重越低,国企R&D强度高于私企主要在于其规模较大,而且国企的创新效率要明细低于私有企业.     

关于正确领导与驾驭私有企业主群体的问题

初级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正确对待新的私有企业主群体。中国共产党完全能够领导与驾驭新的私有企业主。 制定正确对待私有经济的全面政策,保障新的私有企业主的合法存在与合法权益,限制其非份要求,并给以正确的政策引导。 中国新的私有经济在经济上具有二重性:私有经济成份,在初级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一种社会生产力,也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有力帮手。因此。我们要善于利用私有经济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作出的服务。私有经济成份的这一重性,表明它是初级社会主义社会经     

知识联盟中私有知识保护机制的构建

为揭示知识联盟成员之间复杂的竞合关系,从知识能否被联盟成员分享的角度,提出了共有知识与私有知识的概念,剖析了知识联盟中共有知识和私有知识的特性;从影响私有知识保护的资源特性和关系特性两个角度,提出了影响私有知识保护的因素;基于人力资源、联盟协议内容、联盟过程控制3个方面,构建了有效的私有知识保护机制;强调企业对私有知识的保护不能以限制联盟成员合作领域内创造新知识的能力为代价,需要在共有知识分享和私有知识保护之间寻得最佳平衡。     

中国体制的性质和福利国家的形成——评黄宗智《国营公司与中国发展经验:“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是当下激烈学术论辩的话题.一些学者强调私有企业的创业精神;另一些则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公共经济部门.本文认为,第一个十年中国的改革是由企业家创业引领,20世纪80年代的转型是由底层“自下而上”推动的,自90年代以来的变化则是由国家“自上而下”主导的.通过对公司制企业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收入增加了,但是这些收入的来源是公共经济部门与国家之间的特权关系,因此,国有企业实际上获取的是租金,而不是利润.“重庆模式”用部分的这种租金来提供社会福利并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是在市场经济中一个可持续的福利制度应该建立在征自市场收入和利润的税收之上,而不是依赖国有企业的租金.     

中国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经济角色关系研究——基于动力学演化模型的分析

中国30多年的经济改革与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学术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中的两个重要角色,即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一直存有争论.根据生物动力学模型分析得出:一方面,国有企业可以独立于私营企业稳定存在,并能保证国民经济继续发展,国有企业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调节者,可引导私有企业合理发展.另一方面,引入私有企业可使得市场竞争机制更为有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整体经济的活力,进而提升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     

浅谈以人为本离我们有多远

本文梳理了固有企业、私有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是如何把握以人为本的,希望我们的政府及司法部门能尽快的修改、完善职业病防治法规制度中缺失的那一块,使之更加完善,更加以人为本.     

论私有产权的限制

私有产权的限制可从两个层次看:一是立宪层次上的限制,它是私有财产所有者被动接受的限制,包括禁止侵害他物权的限制和保护公共利益与实现政治需求的限制;二是法律上的私有产权界定后,私有产权所有者主动选择的限制,包括行使权利成本的限制和设立他物权的限制.保护公共利益与实现政治需求的限制抑制了私有产权、市场交换作为调节资源稀缺性与人类欲望无限性矛盾手段的力量;其他限制则是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实现产值最大化的要求,为不是限制的限制.     

所有权性质、商业信用与信贷资源配置效率

商业信用的再分配理论认为,易于获得银行信用的企业会将这些信用以商业信用的形式再分配给难以获得银行信用的下游企业。本文以2004～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样本,检验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信用再分配功能,结果发现,尽管国有企业获得的银行信用显著多于私有企业,但提供的商业信用净额却显著少于私有企业。而且,国有企业获得的银行信用与提供的商业信用不相关,而私有企业获得的银行信用与提供的商业信用显著正相关。这些结果说明,国有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信用但并没有发挥信用再分配功能,而私有企业尽管只获得少量的银行信用却较好地发挥了信用再分配功能。这些结果意味着,如果银行体系适当增加对私有企业的信用配置,同时减少对国有企业的信用配置,可以充分发挥私有企业的信用再分配功能,提高银行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