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特许权价值与银行风险承担

金融科技发展给银行业带来了深刻变革，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实际成效也关系着银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成败。本文从银行特许权价值的视角，为备受各界关注的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成效问题提供了一个解答。本文将特许权价值的约束设定纳入DLM理论模型，从效率和多元化的角度探讨金融科技通过特许权价值进而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并利用2011—2020年230家中国商业银行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够通过提高银行特许权价值的方式来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发展通过增加来自效率渠道和多元化渠道的特许权价值，进而实现银行风险承担的降低。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科技的冲击加剧了银行业的存款竞争与利率竞争，造成了市场相关特许权价值的丧失；对于地方性、小规模和低资本充足率的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风险化解效应”更为突出；金融监管对于金融科技风险化解效应的调节作用呈现出先弱化后强化的U型影响趋势。本文的研究不仅表明金融科技发展能够以金融体制市场化和机构转型升级这种“合意”的方式促进金融稳定，也对政府有关部门制定金融科技监管政策，高质量推进银行业数字化...     

数字金融是否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国170家商业银行的证据

本文选取2011—2018年中国170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有促进作用;相对于国有银行与城农商行,数字金融对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力度更大。数字金融通过影响银行收入结构来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数字金融-收入结构-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渠道有效。银行竞争度提高会减弱数字金融对银行主动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但对数字金融与银行被动风险承担关系的调节作用无效;宽松货币政策会加剧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金融监管力度加大会减弱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金融监管的风险约束有效。该成果可为防控中国银行业信贷风险提供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基于2011—2019年我国92家城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从金融科技视角考察数字经济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渠道,从微观(收入结构)、中观(官员特征)、宏观(货币政策)三个层面,探索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加剧了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数字经济→金融科技→银行风险承担是其重要传导渠道;伴随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增加、地区官员学历的提升以及任职年限的延长,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负面影响有所减弱。因此,城市商业行应该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提升自身风险管理水平。     

韩国金融危机中银行特许权价值降低的实证分析

银行特许权价值和银行许可证使得银行更有激励去监督其所提供贷款的公司，更有激励进行贷款组合的风险管理，从而直接保证经营者不采用道德风险的行为，因此它对于银行稳健经营是非常有利的。通过对韩国经济危机中银行特许权价值进行实证分析，能够看出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带来的特许权价值降低和金融风险增大倾向。     

信贷资产证券化、杠杆率与银行风险承担

选取2012-2020年中国170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对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促进作用，相对于国有银行与城农商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对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力度更大；杠杆率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信贷资产证券化主要通过提高银行杠杆率渠道来促进银行风险承担，“信贷资产证券化-杠杆率-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渠道有效；宏观审慎政策对两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宏观审慎政策力度提高会减弱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宏观经济景气度对两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宏观经济景气度提高会减弱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     

跨境资本流动、信贷配置风险与银行体系稳定

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方面。本文探究如何在金融开放进程中防范金融风险,具体研究金融开放条件下跨境资本流动剧烈波动如何影响银行体系稳定性。基于53个国家和地区1991—2017年的企业数据,本文测度了银行在企业间的信贷配置风险,并探究其在跨境资本涌入对银行稳定的影响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涌入改变了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通过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提高了银行信贷配置风险,降低了银行体系稳定性。有别于FDI资本涌入,股权资本涌入和债务资本涌入是产生国际风险承担效应、增大银行风险的主要类型。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能缓解资本涌入对银行稳定性的冲击。本文加深了对跨境资本涌入、金融中介风险承担行为和银行稳定三者关系的认识,为跨境资本涌入如何影响银行稳定提供了微观证据,对我国推进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以及防范化解外部风险冲击都具有重要启示。     

新常态下宏观审慎工具的有效性--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框架

本文分别选取贷款价值比率( LTV)上限与资本充足率( CAR)下限作为我国信贷类与资本类宏观审慎工具的代表,并以此建立了一个包含各类金融摩擦因素在内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DSGE)模型。模型紧密联系新常态下我国货币政策导向,通过宽松型利率政策冲击的数值模拟,拟合分析了LTV上限与CAR下限两类宏观审慎工具对稳定我国金融系统运行与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信贷类与资本类宏观审慎工具,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抑单一利率型货币政策冲击所引发的信贷激增和银行杠杆骤升等失衡性金融波动;两类宏观审慎工具的运用能够与传统的利率政策工具形成有效的配合互补,在保证经济总产出的前提下,抑制金融顺周期效应,实现我国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     

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研究

宏观审慎政策在稳定金融体系的同时,对银行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担意愿产生较大影响。以我国上市的22家商业银行2004—2018年的基础数据为研究对象,应用系统GMM估计方法,探讨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对我国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存在持续性;当法定存款准备金发挥宏观审慎政策职能时,其与银行风险承担呈现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随着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力度的加大,银行的资产管理更为审慎。商业银行应持续推进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及使用机制。     

数字金融发展、银行区际竞争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选取2011—2020年中国283个地级市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银行区际竞争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有效提升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以区际银行竞争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挤出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削弱了数字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对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后发现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地区的技术效率,数字金融在高生产率、普通城市、低产业结构以及数字金融元年之后对各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更大。     

中国商业银行特许权价值: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银行特许权价值(FV)与银行的冒险动机密切相关,FV高的银行因珍惜其FV,避免破产后被吊销执照,会自动采取审慎的经营战略;反之,FV低的银行则冒险动机强烈,导致银行失败的可能性更大。实证研究表明,国内商业银行单位资本的特许权价值(UBFV)虽然较原先有所改善,并逐渐提高,但取值仍然不高,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UBFV还在零值附近徘徊。这揭示了中国商业银行缺乏自律动机,冒险违规事件屡屡出现的内在原因。中国商业银行只有在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的浪潮中准确把握自身优势与不足,努力提高FV,抑制过度冒险冲动,实现审慎经营,才能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可以优化就业结构?——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视角

优化就业结构是关乎国家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从受教育程度的视角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优化当地就业结构,而对邻近地区就业结构的优化具有抑制作用;(2)生活成本和技术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就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前者是弱化作用,后者是强化作用;(3)性别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均能显著优化男性、女性就业结构,对女性就业结构优化程度大于男性;(4)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东部、中部地区就业结构的优化,而不利于西部地区就业结构的改善。     

数字普惠金融、资本错配与地区间收入差距

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集中体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起到了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作用依然存在争论,其作用机制同样值得进一步讨论。本文基于2007-2018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收入差距存在着显著的正“U”型关系。(2)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间资本错配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通过降低地区间资本错配来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3)扩展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前沿技术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替换核心变量度量方式以及考虑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以后,主要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数字普惠金融、多维相对贫困及空间效应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2017—2019年数据,建立了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指标体系,测算了我国微观家庭层面与宏观地区层面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状况。并使用离散选择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宏微观结合地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收敛性、空间相关性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多维相对贫困消减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各省级行政区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收敛性与空间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在微观家庭层面上帮助减贫,还有助于在宏观地区层面上降低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机制分析的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在助力减贫的过程中对公平性问题的处理也相对较好,避免了“精英俘获”现象所导致的减贫效率低下与资源错配;数字普惠金融的多维减贫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家庭收入、就业、消费结构、主观感知与信息获取状况的改善。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脱虚向实"

企业"脱虚向实"是指企业将更多资本从非生产性领域配置到生产性领域,表现为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降低.文章以数字金融发展为背景,采用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这种作用主要通过弱化企业预防性动机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仅存在于传统金融结构性错配的弱势样本中;与短期金融资产相比,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长期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随着金融监管的规范及力度的增强,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凸显.文章研究表明,除了传统金融因素外,数字金融同样影响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     

宏观审慎政策与收入不平等

借助世代交替模型,得到宏观审慎政策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机制,接着基于2000—2018年59国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析宏观审慎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住房贷款价值比(LTV)上限与基尼系数呈负相关关系,说明实行降低LTV上限的宏观审慎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具有扩大作用,且扩大作用在新兴市场国家更为显著。(2)当LTV上限值较低时,降低LTV上限进一步扩大了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反,当LTV值较高时,降低LTV上限却减小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宏观审慎工具的政策效果呈现异质性特征。(3)将降低LTV上限的宏观审慎政策替换为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后,实证结论基本不变。实证结果在不同收入不平等变量、不同虚拟变量和不同面板模型下均表现出高度稳健性。对于我国而言,中国人民银行在制定宏观审慎政策时,应考虑政策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从而在确保政策有效性的同时,兼顾政策公平性。     

金融自由化与储蓄率变迁——基于动态宏观面板的证据

本文的研究回答了一个与近40年来金融自由化改革相关的基本问题,即金融自由化是否提高了国民储蓄率?哪些具体改革措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通过对一个包含90个国家和地区1973年至2005年改革进程的宏观面板数据样本的计量分析,我们发现:(1)金融自由化改革显著提升了储蓄率,但提升效果全部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储蓄的影响不显著。(2)与金融抑制理论的预测不同,利率渠道没有对储蓄率产生显著影响。(3)金融自由化改革进程与国家个体效应存在非常强的正相关性。(4)所有改革政策中,放松证券市场管制对全样本储蓄率提升效果最为明显,其次是银行监管模式改革,放松银行业进入限制则显著降低了储蓄率。对发达国家而言,只有取消利率控制显著降低了储蓄率,其他政策影响不显著。发展中国家样本中证券市场改革显著提升了储蓄率;国有银行私有化对储蓄率的提升效果也显著,但小于证券市场改革;开放银行业进入限制则显著降低了这些国家的储蓄率,除此之外的改革措施对储蓄的影响不显著。     

宏观审慎政策、经济周期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基于中国227家商业银行2005－2016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增强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银行风险承担，而且这种显著的负向关系并不随着银行风险代理变量、经营辐射范围以及是否有外资入股等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经济周期会对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产生非对称性影响，即相比在经济上行时期，在经济下行时期的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更强且更为显著。就可能的影响机制而言，本文发现宏观审慎政策通过提高银行盈利能力，从而降低银行风险承担。       

银行资产负债表、金融系统性风险与双支柱调控框架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部门(银行)的无限期动态新凯恩斯模型,并在该框架之下引入内生资产泡沫。在理论视角下,本文将银行资产端所包含的资产泡沫简称为银行泡沫,并构建了“加速—缓冲—挤出”分析框架,用以刻画银行泡沫波动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的传导效果和对应的理论机制。加速机制是指银行泡沫会通过资产负债表的传导,致使金融系统放大经济波动;缓冲机制是指银行泡沫会降低经济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挤出机制则是指银行泡沫会挤出银行对于生产资本的配置,导致宏观经济“脱实向虚”。宏观调控政策方面,本文重点研究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如何通过调节资金成本和银行资产负债表来应对资产泡沫。基于参数校准和贝叶斯估计的定量分析表明,当银行泡沫的加速和缓冲机制占主导时,逆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均能有效维护经济金融系统稳定,实现“防风险”和“稳经济”的双重政策目标,且两类政策间的有效协作与配合能更大幅度地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当挤出机制占主导时,最优政策组合则需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及波动来源进行调整,进而在“防风险”和“稳经济”之间寻求平衡。     

数字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路径

文章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区、市）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2011—2019年，数字金融与绿色创新效率增长迅速，但均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2)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绿色创新效率，且在东部、中部、西部的促进作用依次增强。(3)数字金融对绿色技术研发效率与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均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金融对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仅在中西部地区显著。(4)数字金融通过缓解金融错配或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正向影响绿色创新效率，数字金融的金融错配缓解功能主要在中西部地区显著。     

双支柱调控的金融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全球42个主要经济体1991—2016年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双支柱政策框架的金融稳定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增长上具有显著作用,双支柱政策在缓解金融风险顺周期性上具有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2）盯住贷款的宏观审慎工具和针对借款人、贷款人的宏观审慎组合具有更为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3）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扩张上的作用不显著,但其宏观审慎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相较发达经济体更为显著,发达经济体双支柱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总体显著,其中货币政策效应更为突出;（4）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效应在下行周期优于上行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的交互效应在上行周期优于下行周期;（5）只有个别宏观审慎工具会对失业率、消费和物价产生微弱的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