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抑制了上市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2007—2019年Baker指数和中国上市企业相关数据,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上市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上市企业创新水平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负向影响上市企业专利申请总数、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及非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且在更换解释变量、检验模型稳健性之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上市企业创新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非市场新入者企业和高竞争行业企业中尤为突出。第三,企业规模、企业资金自由度(大股东掏空情况)、机构持股比例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上市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中具有调节效应。第四,虽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了上市企业创新数量,但是提升了创新质量,且企业规模越大、机构持股比例越高、资金自由度越充裕,创新质量越高。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大股东股权质押决策吗?——基于融资约束和错误定价视角

本文以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Baker et al.(2016)编制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大股东股权质押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提高大股东股权质押的意愿及规模,上述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存在卖空限制的公司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地,影响机制检验发现融资约束和错误定价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大股东股权质押决策的两种渠道.此外,大股东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进行股权质押将加剧系统性风险.本研究不仅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微观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也从宏观层面解释了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影响因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实体经济投资效率

选取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实体企业数据,实证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交易成本效应、内部融资效应、科技创新效应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主要途径。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企业与区域异质性,在私营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由此,提出优化内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积极发挥资本市场有效调控作用、打造差异化实体经济价值投资机制的对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促进工业智能化投资吗——来自中国省级工业机器人进口数据的经验证据

与一般性投资相比，企业智能化投资往往面临更高风险。以我国省级机器人进口数量作为企业智能化投资的代理变量，利用不确定性增长期权理论，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智能化投资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工业机器人进口规模显著扩大。异质性研究表明，在创新环境更优越(财政科技支出更高、专利申请授权数更多、发明型专利占比更高)、产业结构中汽车和计算机产出占比更高、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度更低的地区，这种促进作用更加显著。通过替换主要变量、考虑不同经济周期阶段等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企业转换成本降低，增长期权价值提高，企业投资工业机器人的动机增强。因此，智能化投资是企业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进一步改善区域创新环境、优化产业结构更有利于企业增加智能化投资。     

产业集聚对企业初始规模选择与持续生存的影响——基于辽宁省中小企业的分析

基于产业动态与经济地理的交叉研究,文章以辽宁省中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地理空间分析方法,确定产业集聚区与企业区位的空间分布特征,构建反映地理位置关系的状态变量与距离变量,在考虑企业异质性的前提下,使用分位数回归和生存分析方法研究产业集聚对中小企业初始规模及其持续生存的影响。研究表明,辽宁多数中小企业分布在产业集聚区及周边区域。产业集聚产生明显的正向集聚效应,能显著提高企业初始规模并降低退出风险。并且随着企业与产业集聚区的距离越远,所选择的初始规模越小,退出风险越高。     

金融供给空间结构影响区域创新能力了吗

从金融供给侧发力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是稳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着力点。利用我国内地2004-2018年275个地级市空间面板数据,基于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和地方金融发展视角,实证考察金融供给空间结构与区域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兼具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地方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还存在普遍意义上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受空间区位、城市规模、市场化程度的异质性影响,并且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具有随地理距离增加而衰减的特征,在60km以内为溢出效应密集区,而当城市间地理距离跨越200km后,空间溢出效应将不再显著。     

数字赋能企业升级:路径识别与政策支持

深度挖掘微观主体的数字化升级质效是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竞争优势的决胜关键。基于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影响企业升级绩效的经济效果、中介路径和调节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对企业升级绩效具有正向促进效应;数字化通过企业内部价值链赋能和企业外部价值链赋能双重路径影响企业升级绩效,前者体现为技术创新效应和营销管理效应,后者体现为产业链重组效应和产业链协同效应;政策支持对企业数字化升级绩效具有显著强化作用,即金融支持、政府补助、市场治理均表现为正向调节效应;考虑企业异质性差异,数字化升级效应及其政策调节效应整体在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发达地区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财务柔性和数字化转型的作用

在充满挑战的VUCA时代下,经济政策不确定因素增多,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影响到微观企业风险承担。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数据,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以及财务柔性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该作用路径下的中介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财务柔性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起中介作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成为常态化下,该研究以期为企业风险研判和管理提供参考。     

高校扩招能够改善工资扭曲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劳动力供给对工资扭曲影响的相关研究往往受限于内生性问题,难以得到可靠的结论.本文将高校扩招视为劳动力供给的外生冲击,创新性地构造高校扩招的测度指标,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这一政策对工资扭曲的因果效应.结果显示:高校扩招显著降低了工资扭曲程度.机制检验表明:"规模效应"和"空间效应"是两个重要机制;"规模效应"表现为高校扩招吸收潜在过剩劳动力,降低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所致的工资扭曲效应;"空间效应"表现为人口流动对工资扭曲的影响会随着城市规模提升由抑制转为促进.异质性检验表明:相比于其他类型的企业,高校扩招对国有企业的工资扭曲抑制作用更为显著;而在城市层面,中间规模城市的工资扭曲下降最多.     

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是驱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结合2002—2020年我国数字企业上市公司年报与中国创新专利研究数据库，基于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显著为正，且对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第二，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通过交易成本节约、市场规模扩张以及数字化升级机制的发挥驱动数字企业创新。第三，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以及行业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中小规模数字企业、非国有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更为显著；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显著。因此，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东道国数字平台，对接东道国数字标准与规则，切实把握全球数字市场机遇，合理布局数字企业“走出去”，以实现数字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基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机制，选取2010—2021年4058家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负向作用，考虑内生性与稳健性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相较于国有企业与中小型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更易受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机制研究得出，债务短期化与融资约束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中介机制；“稳外资”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高铁开通对企业专利质量的影响——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交通基础设施通过加速人才资源和创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对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以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并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的实证分析表明,高铁通车显著提升了沿线企业的专利质量,控制内生性后该结论仍然十分稳健.机制检验表明,高铁开通对企业专利质量的影响是通过知识扩散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合作创新效应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高铁的专利质量提升作用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产业异质性,高铁开通对位于区域中心城市企业的专利质量的作用更为明显,对于外围城市企业的影响则取决于与中心城市的地理距离;相较于中低技术产业,高铁通车对高技术产业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的影响研究

数字化是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深入推动企业国际化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13-2019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是否有助于推动其国际化，更好克服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外来者劣势。研究表明：第一，数字化能够提升企业国际化深度，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第二，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削弱母国与东道国间的制度距离、地理距离产生的不利影响来提升企业国际化深度。第三，企业数字化能够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获得良好的企业声誉，进而破除国际化进程中的各种制度障碍。第四，环境不确定性中的环境丰富性可正向调节企业数字化与国际化深度的关系，但是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并不明显。第五，企业数字化对有国际化倾向、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战略导向更高的企业的国际化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且对国际化深度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表现为对国有企业、缺乏具有海外经历高管的企业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企业影响更为明显。本研究为佐证企业国际化中的数字效应提供新的理论框架与经验证据。     

“拥抱”还是“拒绝”：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探究在不确定性宏观经济环境下企业是否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以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影响与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正向驱动效应，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政策因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强化企业创新研发并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技术驱动的企业数字创新发展；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最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这足以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赋能效应。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在非国有产权、非政治关联与市场化强度更低的地区中更强。     

户籍制度竞争及其经济发展效应——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选取2004～2015年我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基于动态双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对我国地方政府间户籍制度竞争的存在性及其经济发展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之间在户籍制度上存在显著的竞争效应,同时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显示,放松户籍制度管制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这种促进关系在东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从全国层面看,地理相邻或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城市政府放松户籍制度管制对本城市经济发展有负溢出效应;分地区来看,地理邻近而非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城市户籍制度的放松倾向于给本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负的溢出效应。本文研究表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要重视地方政府间的空间联动机制,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同时,给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和创新留出足够发挥空间。     

城市规模扩张与环境污染：理论与实证

城市规模对于环境污染具有深刻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城市规模扩张作用于环境污染的内在机制可以归结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基于2007—2020年的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现阶段城市规模的扩大可以显著改善地区环境污染问题，且对于不同类型环境污染均具有抑制效应。城市规模扩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其中多中心和低密度城市规模扩张的环境污染治理效应更为突出，同时城市规模扩张对省会城市和东部城市环境污染的抑制效应更加明显。机制分析则表明，城市规模能够通过规模效应加剧环境污染，同时通过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起到抑制环境污染的作用。     

成长冲动与风险对冲: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海外并购

本文扎根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提出了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下企业海外并购的两大动因,即成长冲动和风险对冲.同时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内生有机成长方式、外在本土并购扩张方式受到了阻碍;企业面临着因融资成本、非经营性成本增加带来的风险;此时,海外并购便成为企业的最佳策略.本文以2008-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述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在成长冲动和风险对冲的驱动下,企业倾向于使用海外并购来替代本土并购,且这种替代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成长冲动强烈、融资成本和非经营性成本较高、风险承担能力弱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海外并购策略,以规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

基于信贷供应方视角,本文系统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利用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伴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呈现出短化趋势,并且这一效应在信息不对称严重的企业中更为突出。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对于财务风险较大以及无政府隐性担保的企业,金融机构提供长期负债的意愿较小,从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短化的加剧作用更强,这表明金融机构对短期债务的供给偏好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导致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短化的核心作用机制。进一步地,本文还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致的债务期限结构短化会造成企业长期资金出现缺口,加剧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现象。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现阶段中国企业债务期限结构变动的背后逻辑,对于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稳金融”政策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驱动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基于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识别

当前，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制造业企业逐渐显现出“脱实向虚”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程度较为明显。本文使用2009—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本文基于现金持有、实物期权和委托代理理论，进一步识别了两者关系的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通过实证分析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程度；（2）融资约束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3）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客户集中度、银行监督程度均减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的正向影响。通过替换核心变量，本文在考虑所有制和规模异质性、政府补助的影响后，其主要结论仍然稳健。本文针对监管部门政策实施、流动性支持、资金流向监管等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民营资本控股与城市商业银行杠杆分化：民营资本扩张的金融边界

以我国126家城商行为样本，实证检验民营资本控股对城商行杠杆的影响，并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地方国有经济占比为机制，探讨了民营资本控股影响城商行杠杆的调节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民营资本控股提高了城商行的杠杆；第二，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地方国有经济占比上升时，民营资本控股将进一步加剧城商行杠杆分化。相关研究结论为民营资本控股引发城商行系统性风险提供了微观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