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建设如何驱动区域出口经济复杂度提升?

以智慧城市建设推动区域出口经济复杂度提升是优化贸易结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文章从理论层面厘清了智慧城市建设促进区域出口经济复杂度提升的作用机制，以2012年以来先后分三批次实施的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识别其影响区域出口经济复杂度的政策净效应。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促进区域出口经济复杂度提升，该结论分别在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倾向得分匹配、安慰剂检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内生性检验等多重情景下依旧稳健。异质性分析显示，智慧城市建设对非资源型城市、高人力资本水平、高金融发展水平以及高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城市区域出口经济复杂度有着更为显著的提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智慧城市建设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和深化产业关联度两条渠道促进区域出口经济复杂度提升。动态优化并扩大试点政策覆盖范围，持续完善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体系，促进区域出口经济复杂度提升，是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实现中国由出口大国向出口强国转变的重要抓手。     

国家高新区能否提升城市创新水平?

文章基于2003年至2016年我国215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并且高新区设立带动的城市投资集聚是推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空间双重差分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并非源于其对周边城市创新资源的掠夺，相反高新区设立对周边城市和省内城市均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提升了本省城市和周边外省城市创新水平。此外，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特征，在省会城市、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而能够显著提升一般地级市创新水平；随着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高新区建设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直至不再显著的非对称"倒V型"变化特征。但是研究也发现，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影响的区位异质性并不显著，高新区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研发操纵的影响研究

以 2009-2019 年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期 DID 的方法,对智慧城市建设与企业研发操纵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所得结论如下：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前者通过提升企业内控质量和区域监管水平两条机制对后者发挥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对研发操纵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信息环境较弱和操纵动机较强的企业中;进一步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缓解研发操纵对于企业专利质量和资产误定价的不利影响。     

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基于消费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

以2013—2020年30个城市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结构模型对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通过促进消费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整体上可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是这个驱动作用具有一定的异质性,东部城市、小规模城市的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影响更大。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促进消费增长、推动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智慧城市建设对碳排放的影响

基于2005—2019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低碳发展的效应。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能显著降低区域内碳排放强度,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且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起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在大规模、信息化程度高和具备一定资源基础的城市中的碳减排效果较好。基于此,提出要加强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和分级分类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对策建议。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创新质量——基于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中国创新驱动正由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提升创新质量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文章基于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创新质量内在机理的基础上，以“宽带中国”示范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质量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且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增强人才集聚、提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和强化政府战略引领等途径促进了城市创新质量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长江经济带一般城市和上游、中游地区的创新质量提升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数字中国建设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数字金融与城市生态效率——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提升城市生态效率是实现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关键。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长江经济带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提升,且这一提升效应存在结构异质性、城市区位和资源禀赋异质性;绿色创新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和资本配置效应是其重要的作用路径;数字金融赋能城市生态效率提升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符合梅特卡夫法则;本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促进邻地生态效率提升。研究结论为深化数字金融改革、助推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智慧城市建设、信息化冲击与企业创新

文章基于 2000-2019 年中国上市公司与智慧城市试点信息的匹配数据,以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引致的信息化冲击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信息化冲击对于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化的影响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在通过双重差分方法有效性检验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有效。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信息化水平提高 , 最终促进了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 , 这对于推进国家智慧城市建设、信息化建设以提升整体科技创新实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战略性新兴企业成长——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企业成长理论，以2008—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战略性新兴企业成长的关系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战略性新兴企业的成长，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两者关系依然成立；进一步机制识别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接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的成长；异质性检验表明，三批次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企业成长的影响力度逐渐增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非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成长促进效应更显著。     

新型政商关系与城市出口能力——基于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的实证研究

政商关系是影响企业经营的重要外部环境。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贸易强国建设并不断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本文借助2017—2018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数据,从城市层面分析以“亲”“清”为内涵的新型政商关系建设对城市出口能力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新型政商关系建设对城市出口能力有显著的影响，新型政商关系健康指数、亲近指数和清白指数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的出口规模，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从城市区位异质性分析，相比于沿海城市，内陆城市的出口能力对新型政商关系健康指数更为敏感；进一步从作用机制分析，新型政商关系通过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和提升创新水平提升城市的出口能力。研究表明，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释放制度红利是提升城市出口能力的重要着力点。     

审计质量、企业声誉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审计监督。选取2012-2021 年中国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审计质量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质量能有效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这种促进作用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审计质量通过提升企业声誉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异质性检验发现，审计质量对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促进作用更明显。     

数字金融赋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以2012—2021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赋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及其作用机制。通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均能显著促进制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现金持有水平在数字金融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承担了部分中介作用;研发投入在数字金融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发挥了调节效应;数字金融对不同规模和不同产权性质的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该研究成果为推动制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积极发挥数字金融在企业中的助推作用,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

基于2006—2019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中东部地区、未开通高铁城市、中小城市的绿色发展的负向影响更加显著;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适度的城市蔓延有助于促进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但过度的城市蔓延则会对绿色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会抑制本地及邻近地区的绿色发展。基于此,提出科学合理地划定城市蔓延边界、因地制宜地制定城市蔓延调控策略以及加强城市间城市蔓延调控的协同效应等对策建议,以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水平。     

2010—2019年广西城市建设用地多功能利用与城市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评价

探讨广西壮族自治区城市建设用地多功能利用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程度及其时空规律,更好地为广西城市发展用地合理布局提供借鉴。基于熵权TOPSIS法评价广西14个地市2010—2019年城市建设用地多功能利用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模型及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定量分析两者之间的时空分异格局。结果表明：时间上城市建设用地多功能利用水平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程度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各市均有不同程度波动,耦合协调发展度经历“严重失调→极度协调”的发展历程;空间格局上,呈现出“桂西和桂东濒临失衡-桂中一般协调-桂南中级协调-桂北高级协调”的总体特征,各地区之间差异明显,广西各市之间莫兰指数为负值,受相邻地市影响不大。城市建设用地多功能利用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未来要始终围绕经济及五大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地区优势,促进广西的可持续发展。     

智慧城市建设是否会提升社会治理成效

该研究利用逻辑（Logit）回归模型和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探讨了智慧城市建设对社会治理成效的影响。研究聚焦于智慧城市建设对社会总体评价、公众参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作用，并考虑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控制变量，使用网络使用作为工具变量以解决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显示，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社会总体评价和公众参与，特别是在社会保障服务评价方面，但对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的影响不显著。这些发现表明了智慧城市在提高社会治理效率和改善市民生活质量方面的潜力，对智慧城市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提供了实证支持，研究也为智慧城市的发展和治理模式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激励性政策规制推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2010—2019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国家政策创新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考察创新政策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激励性政策规制能够显著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工具变量估计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区位异质性分析发现，激励性政策规制对于政策质量型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效应。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激励性政策规制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受到创新升级驱动效应、产业结构驱动效应和市场发展驱动效应的调节。在全国层面上和政策质量型区域，激励性政策规制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通过提升知识资本水平实现。     

数字金融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分析2011—2020年数字金融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并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两个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刺激居民消费是数字金融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数字金融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存在地理位置及经济发达异质性。最后，为资源型城市在转型关键期恰当运用数字金融工具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中欧班列开通与沿线城市低碳发展

文章基于2004—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中欧班列开通对沿线城市低碳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中欧班列开通显著抑制了沿线城市碳排放，促进了沿线城市低碳发展；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中欧班列开通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抑制沿线城市碳排放；异质性分析发现，中欧班列开通抑制沿线城市碳排放的政策效果在地理位置、经济规模、人口规模方面存在异质性。研究结论对推动中欧班列建设及经济绿色低碳发展具有积极的政策启示。     

未来智慧城市构想

智慧城市是如今城市建设的新型理念，智慧城市的提出对城市建设而言，具有一定指导作用。本文简要介绍了智慧城市科学的内涵，同时从智慧城市管理、规划及设计方式等三方面分析了对智慧城市应如何规划以期促进各个城市发展，改变我国传统城市的研究与建设模式。     

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与企业家精神--基于“智慧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以2010-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市为样本,借助智慧城市设立的“准自然实验”,分析数字经济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首先对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进行评价,并结合面板门槛回归、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家精神成长的影响效应及理论机制。结果表明,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路径,数字经济显著地提升了城市企业家精神,营商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呈边际递增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南方城市,数字经济对北方城市企业家精神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相较于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数字经济对外围城市企业家精神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