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审慎政策效应及其与货币政策关系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以价格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并不能保证金融稳定,因而需要引入宏观审慎政策,对金融系统的稳定进行管理。鉴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并非完全相互独立,政策制定者需要首先确定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有效地进行经济管理。本文使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认为:第一,宏观审慎政策中的逆周期资本工具是福利增进的,该工具的使用对于稳定金融波动有积极的意义;第二,宏观审慎政策对于货币政策能够起到辅助作用,特别是在市场受到金融冲击的时候,辅助的效果最明显。因而我国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需要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互相配合,发挥协同效应。     

通货膨胀、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目标选择

针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是否应关注金融稳定问题,本文结合金融危机前后经济金融运行实际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框架进行了反思.研究发现,早期发达国家所实施的货币政策,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目标与一项工具,一个目标就是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率,一项工具就是政策利率,合理设定政策利率就能达到稳定物价的目标,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和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通货膨胀稳定性和产出缺口之间的联系日趋松散,追求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并不能保证实现宏观经济稳定,鉴于物价稳定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内生关联性,未来货币政策需加强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以同时实现物价稳定、产出稳定和金融稳定三个目标.     

金融稳定视角下财政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三支柱调控框架研究

针对如何构建维护金融稳定的宏观调控框架这一问题,现有研究对财政政策的关注明显不足.本文从金融稳定视角出发,在同一DSGE模型框架下细致刻画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以脉冲响应图和社会福利损失函数为分析工具,深入分析各宏观政策工具的效果以及政策当局之间的协同效果,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宏观金融安全体系构建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并进一步讨论了构建三支柱调控框架的必要性.研究表明:第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显著,但也会通过土地财政与政府债务两个渠道对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第二,仅依靠双支柱调控框架应对金融风险还不够审慎,应构建包含房产税政策、财政整顿政策的宏观调控框架,以强化财政政策在金融稳定中的作用;第三,盯住房价与社会总杠杆率的货币政策并不能提升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将宏观审慎政策作为防控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是更为合理的选择;第四,与双支柱调控框架相比,纳入财政政策的三支柱调控框架在维护经济稳定、物价稳定、金融稳定方面的表现均更为出色,因此应当加强财政、货币、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     

双支柱调控的金融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全球42个主要经济体1991—2016年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双支柱政策框架的金融稳定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增长上具有显著作用,双支柱政策在缓解金融风险顺周期性上具有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2）盯住贷款的宏观审慎工具和针对借款人、贷款人的宏观审慎组合具有更为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3）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扩张上的作用不显著,但其宏观审慎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相较发达经济体更为显著,发达经济体双支柱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总体显著,其中货币政策效应更为突出;（4）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效应在下行周期优于上行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的交互效应在上行周期优于下行周期;（5）只有个别宏观审慎工具会对失业率、消费和物价产生微弱的负效应。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关系研究

建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交互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技术冲击引起的经济波动中,货币政策效果优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在金融冲击引起的经济波动中,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效果优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并使用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因此,货币政策仍是当前宏观调控框架下的核心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是针对金融冲击设计的扩展工具,它是货币政策的补充而并非替代品。我国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经验,强化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建立金融监管部门与货币政策制定部门的信息共享与处理平台以完善我国宏观金融调控体系。     

新常态下宏观审慎工具的有效性--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框架

本文分别选取贷款价值比率( LTV)上限与资本充足率( CAR)下限作为我国信贷类与资本类宏观审慎工具的代表,并以此建立了一个包含各类金融摩擦因素在内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DSGE)模型。模型紧密联系新常态下我国货币政策导向,通过宽松型利率政策冲击的数值模拟,拟合分析了LTV上限与CAR下限两类宏观审慎工具对稳定我国金融系统运行与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信贷类与资本类宏观审慎工具,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抑单一利率型货币政策冲击所引发的信贷激增和银行杠杆骤升等失衡性金融波动;两类宏观审慎工具的运用能够与传统的利率政策工具形成有效的配合互补,在保证经济总产出的前提下,抑制金融顺周期效应,实现我国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     

货币政策立场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实证研究(2000—2010)

本文基于中国2000—2010年间的经济金融数据,应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法,考察我国货币政策立场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显示,货币政策立场显著影响银行风险承担,且受市场结构及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特征的影响。这说明从金融稳定的视角来看,货币政策并非中性,我国应将货币政策纳入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加强其与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以促进经济金融稳定。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防范输入性金融风险机制研究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扩大,输入性金融风险防范和金融稳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将金融稳定概念引入传统的“三元悖论”进行机制分析,发现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实施有利于提升金融稳定性。本文系统梳理监管机构使用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详细探究作用机制,构建政策指数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宏观审慎政策可以通过调节跨境资本流动降低输入性金融风险,缓解外部风险对国内风险的传导。拓展研究表明,政策对于控制外汇市场输入性风险效果最好,股票和债券市场次之;仅针对外汇跨境流动的政策工具效果好于仅针对人民币以及同时针对外汇和人民币跨境流动的工具;数量型工具对控制股票和债券市场输入性风险效果更好,而价格型工具对外汇市场风险防范作用更强;政策对新兴经济体输入性风险的整体防控效果好于发达经济体;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使用,可以强化风险防范作用。在上述结论基础上,本文提出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建议。     

中国应对信用膨胀的政策选择

信用膨胀即便不以危机告终,也会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潜在威胁。通过全国31个省域的经济、政策数据对信用膨胀的影响因素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发现经济增长本身并不会促使信用膨胀尤其是恶性信用膨胀发生和危险增加;赤字财政政策会促成恶性信用膨胀的形成;紧缩货币政策会遏制恶性信用膨胀的形成。但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政策有效性分析表明货币政策缺乏效力、财政政策效力有限、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有效,故在当前信用扩张机制初显端倪的情况下,短期内应加强宏观审慎监管,长期则应寻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配合,以使得恶性信用膨胀能够得到有效抑制,实现宏观经济内外均衡。     

“双支柱”调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异质性作用：基于CoVaR 模型的实证分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双支柱”调控框架逐渐成为中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作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指示剂,防范银行风险溢出已成为政策调控的重中之重,但“双支柱”调控框架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尚不明晰。因此,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使用分位数回归的CoVaR方法度量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研究“双支柱”调控框架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性和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基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能够抑制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而且该抑制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从银行特征来看,“双支柱”调控对规模较大、资本充足率水平较高、盈利水平较低的银行的调控效果更显著;从经济周期来看,“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因经济周期具有明显不对称性,经济下行期政策效果明显高于上行期;从宏观政策工具类别来看,各类工具与货币政策配合结果不同,使用信贷类宏观审慎工具会使得“双支柱”调控的风险抑制作用失效。本文基于微观和宏观的异质性视角,为货币政策工具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协调搭配并实现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的双目标提供政策建议。     

Sustainability Policy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A theoretical, representative‐agent economy with a depletable resource stock, polluting emissions and productive capital is used to contrast environmental policy, which internalises externalised environmental values, with sustainability policy, which achieves some form of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The obvious environmental policy comprises an emissions tax and a resource stock subsidy, each equal to the respective external cost or benefit. Sustainability policy comprises an incentive affecting the choice between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and can be a consumption tax, capital subsidy or investment subsidy, or a combination thereof. Environmental policy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the sustainability policy needed. More specialised results are derived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with no environmental effects on utility.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现金股利决策

文章以2003-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宏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现金股利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公司支付现金股利的意愿和水平会明显下降;这种负面影响与公司风险承担能力、内部治理水平均相关,说明行为同时受风险预防动机和代理动机驱动.据此,文章认为,当外部贸易环境较不确定时,既要增强公司产业链上下游协调能力和提升企业家信心,也要加强外部监管、引导公司实施积极平稳的现金股利政策,进而提升资本市场活力和吸引力.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新共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出现了一种"新共识",近年来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新共识"宏观经济模型中,货币存量不起作用,但货币政策被赋予非常重要的作用,货币政策可以决定通货膨胀;货币政策采用盯住通货膨胀的方式,通过调节利率将通货膨胀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财政政策在管理总需求水平方面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新共识"宏观经济学体现了"货币主义与财政主义的综合"。     

Fiscal Policy,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Exchange Rate

Domestic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settings can influence the strength of the Australia dollar in a number of different ways.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实证分析

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物价水平持续上升,中国凸现通货膨胀迹象。经济发展过热,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恶性扩张,成为当前中国经济最突出的问题。为遏制投资过热,中国政府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整投资规模,本文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两个经济政策在调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上的有效性,为合理使用这两种政策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     

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同整合

随着资源环境要素制约的加剧,经济增长必须转到依靠技术进步的轨道上来。如何实现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同整合,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从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出发,提出了产业政策与科技政策的结合点主要集中在产业技术政策领域,科技政策通过产业技术政策服务于产业政策。     

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整与制度安排

为启动内需 ,我国于 1998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随着时间的推移 ,需要对其进行调整。调整的取向是向适度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转变 ;调控方向应由基础建设投资向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运行的制度建设 ,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和财政政策的运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