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支柱”调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异质性作用：基于CoVaR 模型的实证分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双支柱”调控框架逐渐成为中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作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指示剂,防范银行风险溢出已成为政策调控的重中之重,但“双支柱”调控框架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尚不明晰。因此,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使用分位数回归的CoVaR方法度量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研究“双支柱”调控框架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性和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基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能够抑制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而且该抑制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从银行特征来看,“双支柱”调控对规模较大、资本充足率水平较高、盈利水平较低的银行的调控效果更显著;从经济周期来看,“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因经济周期具有明显不对称性,经济下行期政策效果明显高于上行期;从宏观政策工具类别来看,各类工具与货币政策配合结果不同,使用信贷类宏观审慎工具会使得“双支柱”调控的风险抑制作用失效。本文基于微观和宏观的异质性视角,为货币政策工具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协调搭配并实现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的双目标提供政策建议。     

基于银行风险承担视角的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研究

基于2009-2021年中国88家商业银行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估计和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实证分析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协同效应。研究发现,“双支柱”政策在银行风险承担方面能够产生较好的协同作用,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整体能削弱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银行风险承担上升;不同类型的宏观审慎工具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有效性不同,银行流动性宏观审慎工具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协同作用更为显著;“双支柱”政策的协同效应因经济周期存在非对称性,经济下行期的协同效应要强于经济上行期;政策协同效应存在银行异质性,对于全国性银行“双支柱”政策协同作用不显著,而对于地方性银行则显著影响其风险承担意愿和水平。     

跨境资本异常流动下双支柱政策的有效协调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9年数据,运用动态溢出指数的方法,实证研究在不同跨境资本异常流动情形下双支柱政策的有效协调问题.结果 表明,相对于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者对我国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更加频繁.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总溢出指数和二者间的定向溢出指数均呈现明显的时变特征.在不同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情形下,双支柱政策交互影响中的主导地位不同:当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时,货币政策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中起主要影响;反之,宏观审慎政策处于主导地位.价格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平均交互影响水平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总溢出指数.本文契合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背景,为改进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和操作提供支持与借鉴.     

资产数字化、银行风险与“双支柱”调控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资产数字化是经济转型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文使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将资产数字化因素和监管因素纳入宏观经济模型，研究资产数字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并讨论“双支柱”调控的效果。研究发现资产数字化能够有效抑制银行部门的风险积聚，资产数字化程度越高，银行风险降低程度越明显；监管强度和监管范围会影响资产数字化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银行资产数字化后，监管强度的增加和监管范围的扩大更有利于降低银行风险；相比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资本充足率和贷款价值比工具更有利于降低数字化后的银行风险；相比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组合更有利于降低银行风险与社会福利损失。因此，在资产数字化过程中，“双支柱”调控框架能够更好地防范银行风险，增强政策有效性。     

影子银行、金融风险与宏观审慎监管有效性

近年来,众多学者提出影子银行监管不充分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影子银行规模扩张增强了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并造成了金融风险的积累.与此同时,具有逆周期调控理念的宏观审慎政策开始被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付诸实践.本文通过构建符合中国经济金融运行特点,纳入影子银行和宏观审慎政策的NK-DSGE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研究了影子银行对中国金融风险的影响以及宏观审慎政策调控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影子银行高杠杆的经营方式加剧了金融系统脆弱性与风险积累,对影子银行和商业银行信贷监管不对称会刺激影子银行规模扩张;宏观审慎政策实施能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包含影子银行的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抑制影子银行的顺周期性,使金融调控政策更为有效.     

货币政策及其稳定性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本文基于国内97家商业银行2009～2019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货币政策及其稳定性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1)政策利率降低和货币政策波动性增加都会导致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上升;(2)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资产规模越大、资本充足率越低、资产负债率越高的银行,在宽松货币政策下的风险承担行为相对更为激进;(3)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效应在不同的经济金融周期形势下具有非对称性,具体表现为,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在宽松货币环境、信贷扩张期和经济下行期的作用,要分别强于紧缩货币环境、信贷紧缩期和经济上行期;(4)在宽松货币政策条件下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导致更加激进的银行风险承担行为;(5)在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加强宏观审慎政策调控,可以显著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这说明基于“双支柱”的组合式调控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单一货币政策无法兼顾多重目标的不足。     

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搭配研究 ——基于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分析

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是我国金融领域改革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本文将资本缓冲率纳入DSGE模型对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搭配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实体经济风险与金融风险存在显著的互动关系;从政策效果看,同时考量实体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的政策搭配最优,仅考量金融风险的政策搭配次之,中央银行仅执行货币政策效果最差.因此,我国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应同时将实体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纳入政策视野.     

双支柱调控的金融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全球42个主要经济体1991—2016年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双支柱政策框架的金融稳定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增长上具有显著作用,双支柱政策在缓解金融风险顺周期性上具有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2）盯住贷款的宏观审慎工具和针对借款人、贷款人的宏观审慎组合具有更为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3）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扩张上的作用不显著,但其宏观审慎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相较发达经济体更为显著,发达经济体双支柱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总体显著,其中货币政策效应更为突出;（4）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效应在下行周期优于上行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的交互效应在上行周期优于下行周期;（5）只有个别宏观审慎工具会对失业率、消费和物价产生微弱的负效应。     

“双支柱”框架下中国式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评估

本文构建纳入六类宏观审慎政策的DSGE模型,并考虑总贷款、房价、资本金三类金融稳定目标。研究发现,信贷需求类政策的力度和效果优于信贷供给类,原因在于信贷需求类政策对信贷投放等调控更直接。进一步地,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的前提为,政策想要实现的目标与其盯住的目标要保持一致。此外,宏观审慎政策在实现三类金融稳定目标时,需要相互权衡。政策前沿曲线结果显示,“双支柱”调控框架有效性明显优于盯住金融稳定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     

银行资产负债表、金融系统性风险与双支柱调控框架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部门(银行)的无限期动态新凯恩斯模型,并在该框架之下引入内生资产泡沫。在理论视角下,本文将银行资产端所包含的资产泡沫简称为银行泡沫,并构建了“加速—缓冲—挤出”分析框架,用以刻画银行泡沫波动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的传导效果和对应的理论机制。加速机制是指银行泡沫会通过资产负债表的传导,致使金融系统放大经济波动;缓冲机制是指银行泡沫会降低经济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挤出机制则是指银行泡沫会挤出银行对于生产资本的配置,导致宏观经济“脱实向虚”。宏观调控政策方面,本文重点研究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如何通过调节资金成本和银行资产负债表来应对资产泡沫。基于参数校准和贝叶斯估计的定量分析表明,当银行泡沫的加速和缓冲机制占主导时,逆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均能有效维护经济金融系统稳定,实现“防风险”和“稳经济”的双重政策目标,且两类政策间的有效协作与配合能更大幅度地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当挤出机制占主导时,最优政策组合则需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及波动来源进行调整,进而在“防风险”和“稳经济”之间寻求平衡。     

金融稳定视角下财政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三支柱调控框架研究

针对如何构建维护金融稳定的宏观调控框架这一问题,现有研究对财政政策的关注明显不足.本文从金融稳定视角出发,在同一DSGE模型框架下细致刻画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以脉冲响应图和社会福利损失函数为分析工具,深入分析各宏观政策工具的效果以及政策当局之间的协同效果,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宏观金融安全体系构建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并进一步讨论了构建三支柱调控框架的必要性.研究表明:第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显著,但也会通过土地财政与政府债务两个渠道对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第二,仅依靠双支柱调控框架应对金融风险还不够审慎,应构建包含房产税政策、财政整顿政策的宏观调控框架,以强化财政政策在金融稳定中的作用;第三,盯住房价与社会总杠杆率的货币政策并不能提升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将宏观审慎政策作为防控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是更为合理的选择;第四,与双支柱调控框架相比,纳入财政政策的三支柱调控框架在维护经济稳定、物价稳定、金融稳定方面的表现均更为出色,因此应当加强财政、货币、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     

金融风险与宏观审慎政策——2018年岭南宏观经济学研讨会综述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特别指出,当前中国需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近年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金融风险开始显现,同时由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在发生变化。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金融风险,以及与之对应的宏观审慎政策,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中山大学中国转型与开放经济研究所与《经济研究》编辑部以"金融风险和宏观审慎政策"为主题联合举办的岭南宏观经济学研讨会于2018年11月24—25日在     

我国影子银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及对策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证明影子银行体系对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有较大冲击。我国影子银行虽然起步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不容忽视。鉴于我国影子银行体系是在我国特殊的金融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是复杂的,既有拓宽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优化实体经济的投资结构、将闲置资金转为储蓄和增强资金流动性的积极影响,也有抬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引起实体经济空心化和加剧实体经济风险积聚的消极影响。应从控制影子银行规模、规范影子银行内部业务、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健全我国影子银行监管法律法规等方面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以规范影子银行的发展路径并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我国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检验——基于GMM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72家商业银行2006-2013年面板数据,构建商业银行在资产和负债选择上的风险承担代理变量,运用GMM方法,检验我国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完整性。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整体上看是存在的,且受宏观经济和微观银行特征影响:一方面,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激励表现在资产选择行为上,而非负债选择行为;另一方面,银行资产风险承担上升会引起信贷投放增加,而负债风险承担增加会鼓励信贷投放减少。这意味着从金融稳定角度看,货币政策非中性。因此,我国在进行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下的货币政策设计时,应当兼顾金融稳定目标。     

货币政策与审慎监管的配合机制研究

本文立足宏观审慎思想将货币政策立场和资本充足率要求引入信贷传导模型,拓展剖释货币政策立场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及其与宏观审慎工具的配合机理,并以2001-2013年37家商业银行为样本进行经验分析.结果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会促使商业银行提高风险偏好,增大信贷投放,加剧其亲周期性,反之亦然;货币供给调整、货币政策立场转变时,“大而不倒”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响应尤为积极;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能够有效抑制银行体系的顺周期性和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高风险承担.因此,货币当局需兼顾调控目标和稳定需求,全面研判银行体系的复杂性,谨慎选配政策工具,精准操控旋钮力度,有序牵引银行信贷行为和信贷规模,提升货币政策调控的稳妥性与针对性.     

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理论述评

近年来,随着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持存在着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该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变化对风险识别或风险容忍度的影响,进而影响银行资产组合的风险以及风险定价.大量研究证实在低利率的环境中银行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具有承担更多风险的意愿.本文将对有关货币政策传导与银行风险承担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理清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以期为政策当局完善货币政策调控和实施宏观审慎管理提供理论支持.     

渐进式改革、双支柱调控转型与财政政策效果研究

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促进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是中国宏观调控关注的重点，本文以实证为基础，构建了嵌入双支柱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分别评估家庭和企业两类信贷约束变化的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研究表明，基于不同微观主体的信贷约束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而宏观审慎政策由强变弱和货币政策盯住产出系数变小能够增强政府消费和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但同时也会导致所得税和广义消费税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变大。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以信贷约束为代表的宏观审慎政策+混合型或价格型或数量型货币政策”等双支柱调控转型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效应，认为家庭信贷约束由弱变强对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的影响极小，但是，如果针对企业的信贷约束由弱变强则必将极大削弱财政政策效果。     

银行产权异质性、影子银行与货币政策有效性

货币政策调控能否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对经济运行和稳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银行产权异质性决定的市场风险偏好,通过理论建模与实证检验,揭示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在影子银行存在与否两种情形下的差异性。研究结果显示:当金融市场不存在影子银行时,股份制银行对货币政策调控的敏感性高于国有银行,主要源于两类银行的股东构成不同,高管任命和考核机制迥异;为了规避监管约束,金融市场催生出影子银行,隐性放松了银行贷款条件,导致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但影子银行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差异性,发展初期对贷款替代率较高,资金60%以上进入实体经济,对经济的边际贡献显著,其中,股份制银行的贷款替代尤为突出。此时,影子银行虽削弱了货币政策有效性,但也缓解了强硬政策"一刀切"迫使银行抽资断贷对经济的损伤;伴随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加强,部分资金转向"同业",此时影子银行对经济的贡献降低,但资金涌入资本市场推高了资产价格泡沫,积聚了大量金融风险。因此,与单一加强监管相比,持续深入的金融改革才是彻底化解金融风险、解决影子银行问题的根本出路。     

货币政策、流动性与银行风险承担

货币政策通过流动性机制,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重要影响,显著增加了宏观审慎监管过程复杂性,但鲜有学者对该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为此,本文在DLM模型中引入流动性变量,刻画了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流动性机制,并基于中国133家商业银行微观数据,运用系统性GMM估计和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货币政策虽然不存在显著的风险转嫁效应,但存在显著的流动性传导效应,宽松型货币政策明显加剧了银行风险承担,并且这一影响会随着流动性水平的提高而得到加强;当银行流动性水平达到43%左右时,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最为显著;当银行流动性处于较高水平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控效果优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紧缩型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约束明显弱于扩张型货币政策的激励,这一现象在流动性水平较高的银行中表现更加明显。另外,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不仅依赖于银行流动性水平,还依赖于银行资产规模和资本充足状况。     

影子银行:发展现状与监管对策

影子银行已成为我国金融发展中新的风险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2年10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明确将影子银行问题列为中国金融风险的主要问题之一。中国式的影子银行的快速扩张,潜在风险不容忽视。文章通过对影子银行的涵义、功能、风险以及发展现状进行剖析,提出了将影子银行纳入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健全影子银行法律法规,完善金融机构内控制度、风险"防火墙"隔离机制、公开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影子银行保险机制等监管对策。